西藏考古与艺术研究的新进展
——西藏考古与艺术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由四川大学、西藏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联合主办的“西藏考古与艺术国际学术讨论会”于2002年8月10日至12日在北京举行。此前，四川大學曾先後主辦過兩屆同樣主題的國際學術會義，此次會議是第三屆有關西藏考古與藝術方面的專題性國際會議，来自美国、瑞士、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和中国西藏、四川、青海、江苏、浙江、北京、辽宁、内蒙古、香港等地区的专家和学者近60人出席了会议，会议共收到论文36篇。会议主題围绕“西藏考古新发现與研究”、“佛教考古與藝術”、“藏传佛教图像学研究”以及“综合性研究”等几个重要的主题展开，展現了近年來國際學術界在上述方面一系列新的研究進展。現將會議情況綜述如下：
一、 西藏及其周边地区考古研究的新进展
近年来，四川大学、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等高校和科研机构在西藏開展了一系列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取得了包括新石器时代遗址、岩画、石窟寺、古藏文文书等在内的众多令人欣喜的新发现。会上，与会者们一道分享了这些最新的发现及研究成果。
关于佛教时期以前的考古发现，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马克?奥登德菲尔（Mark Steven Aldenderfer）的论文《丁冬：西藏西部一处前佛教时期居住遗址的发掘》（Excavations at Dindun, a Pre-Buddhist Village Site in far Western Tibet）对2001年在西藏阿里札达县皮央村、东嘎村之间发现的丁冬遗址及其发掘情况进行了介绍。该村落遗址是一处前佛教时期的居住遗址，至少有10座房址，尽管大小不一，但形制基本上均呈长方形，并且在房子内部同一位置建有灶膛，但房子包含的间数多寡不一，可能与财富的多少或地位的高低有关。最大的一座房子西端有一长约2米的立石，可能与古代生殖崇拜或宗教祭祀活动有关，该遗址没有发生过文化更替现象。
来自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赵慧民研究员对新发现的西藏琼结邦嘎遗址进行了介绍，并与曲贡文化作了比较，他认为，邦嘎遗址约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可能略早于曲贡遗址，与曲贡遗址、昌果沟遗址之间有一定共性，其与曲贡文化的差异主要表现在陶器加工技术上，磨光技术基本消失，石器涂红现象极少。该遗址的遗迹现象有墓葬、灰坑，居住式样也为半地穴式的石砌建筑等。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两处史前时期的遗址虽然相距数千里之遥，但在居住样式及建筑方法上却有诸多相似的因素，这种现象引起了学者们的浓厚兴趣，期望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进一步揭示其间可能存在的影响与联系。
此外，曾主持进行拉萨曲贡遗址发掘的中国社科考古研究所王仁湘研究员因故未能参会，但在他提交的论文中，对曲贡遗址也作了分析与研究。
西藏岩画主要分布于西藏西部和北部高原，一般认为它们是高原古代游牧、狩猎部族文化的遗存。但在古格王国境内的中心区域的札达县境内，以往还尚末发现过早于古格时期的古代岩画遗存。近年来，中国学者在札达盆地调查发现了东嘎色日宁沟、皮央扎拉山、白东布河北岸、象泉河北岸等4处古代岩画，画面共有16个，这是一个重要的新发现。会上，四川大学李永宪教授对这些岩画的内容、技法、风格及意义等作了详细介绍与分析，并与阿里日土、改则、革吉等县的岩画进行了比较，认为古代岩画反映出西藏西部前佛教时期的文明具有狩猎畜牧经济文化特征，并与象雄文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对西藏地区佛教以前时期考古遗址的调查、确认、分类及编目工作是一个难度很大的课题，也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工作。美国学者约翰?贝莱沙（John Vincent Bellezza）以旅行家的亲身经历，就其近5000次的亲身访查，对数百处他认为属于前佛教时期的西藏考古遗存进行了上述工作。在其论文《此处应有中文名称，以下皆同》（A Comprehensive Inventory of Pre-Buddhist Sites in Upper Tibet: Findings and Prospects for Future Research in Cultural History and Archaeology）中将这些遗存分为六大类，大类下又分若干小类，并对其形态特征、地域特色及内在联系进行了探讨。这些重要的线索引起了与会者的兴趣与关注，一致认为有必要组织正式的科学考古调查来加以确认、核实。关于未来研究的前景，他强调了文物保护以及国际合作与交流的重要性。
近年来吐蕃与中外文化交流的研究日益深入，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果。青海省考古所许新国的论文《都兰出土动物形银器和丝绸之路上的粟特人》对新征集的一批银器进行了研究，他通过对银器上的动物图像、制造特点进行分析，并与都兰出土的其它金银器进行类型学的比较和研究，将这批银器的年代断为8世纪中叶，归属为粟特系统。他认为，其中一批带有翅膀的图像是波斯萨珊风格的保留；脚下有平板的圖像則是受中原地区唐代影响下的圖像。
来自南京师范大学的汤惠生在他提交的论文中介绍了青海地区出土的吐蕃铠甲，将其按时代、地域分为三期七型，并且排出了时代早晚关系和形式演变关系。他在大会的发言中则对青海吐蕃时期墓葬中出土的石狮以及吐蕃与汉地中原文化、波斯等外来文化之间的交流的有关问题作了介绍与研究分析，展示了吐蕃考古具有的广阔前景与丰富内涵，也引起与会者的强烈关注。
在西藏的周边地区，近年来国内外学者也进行了一些重要的调查与研究。其中，瑞士的阿米?海勒（Amy Heller）在1999年考察了尼泊尔边远偏僻的小村庄——皮杰村（Phijor）的一处重要古藏文文书藏书地（她認為称之为“图书馆”也毫不夸张）作了详尽的调查工作。这次会议上，她的报告引起与会者的极大兴趣。在对这些图书进行登记造册、分类和拍照的过程中发现，这一图书馆的书籍是用标准藏语写成的，书中插有佛教图像，其中许多书都有很特别的献辞作为前言，献辞中明确记载了供奉者及其时代，具有相当重要的史学价值。阿米?海勒女士在其论文The Illuminated Manuscripts of Nesar Gompa(gNas.gsar dgon.pa):14th and 15th century Tibetan books made for a monastery library in Dolpo, Nepal中重点研究了当时的赠献礼仪、人物服饰、社会阶层及14、15世纪多波（Dolpo）的社会状况。
二、佛教艺术与考古
近年来，对藏传佛教考古与佛教艺术史的研究是中外学术界广泛关注并取得重要成果的一个领域，也是此次会议上一个最为引人注目的中心议题之一。
随着西藏地区佛教石窟、壁画的研究，尤其是西藏西部地区一批新的佛教石窟的考古調查发现及及研究的深入進行，使中国学者正在積極地探索一条考古學与艺术史研究相互结合、優勢互補的研究理路。四川大学霍巍教授在其论文《西藏西部石窟壁画艺术风格的分析及三个主要发展阶段》中，通过对西藏西部石窟壁画五种艺术风格——克什米尔—古格式样、印度—尼泊尔式样、中亚式样、中国内地式样、西藏本地式样的分析，将新发现的西藏西部佛教石窟壁画与塔波寺壁画、黑水城唐卡等进行对比研究。作者将西藏西部石窟壁画的发展划分为三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约为11至13世纪，指出其代表性石窟有阿里札达县东嘎遗址I区第1、2、3号窟，白东布石窟群第1号窟、皮央遗址I区第79、90号窟等。这一阶段的佛教艺术主要受到来自克什米尔的影响，这与古格建国之初文献记载中仁钦桑布的活动有关，其显著特征即所谓“克什米尔—古格式样”的出現。第二阶段的发生大体上可能与第一阶段基本同时或稍晚，其下限可能晚至14世纪。其代表性石窟有阿里札达县的帕尔嘎尔布石窟。这一时期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印度—尼泊尔风格是这一阶段注入到西藏西部不同于克什米尔风格的新的文化因素，两者发生著交互影响。第三阶段可能始于15世纪以后，一直延续到17世纪。这一阶段西藏西部佛教石窟壁画受到来自卫藏地区各艺术流派的影响，尤其以格鲁派占主导地位之后产生的宗教、艺术两方面影响为最显著，也最广泛。现存的札布让各个殿堂和石窟内残存的壁画均属于这一时期的遗存。
来自美国的托马斯?普瑞茨克尔（Thomas J. Pritzker）在其论文The Treasures of Khatse in West Tibet中介绍了近年来在西藏西部卡孜的新发现。1996年和1999年，作者隨同中國學者一道，考察了据说是仁钦桑布之父出生地和逝世之处的卡孜，根据在卡孜发现的大量寺院、石窟，可知这一地区的宗教活动自11早期一直延续至16世纪甚至更晚。他着重介紹了发现于卡孜寺的各卡格帕（Go kar Gompa）造像，据考證其為998年由仁钦桑布托人制作；此外，帕尔（Par）洞窟发现了可早至13世纪的壁画，这一发现弥足珍贵，因为11至12世纪以及15世纪以后的壁画发现较多，而13、14世纪的壁画发现较少。这处壁画可能由尼泊尔艺术家绘制。他談及的另一重大发现是在帕尔一座晚期石窟中发现有晚期壁画叠压在早期壁画之上的现象，这为石窟壁画的断代提供了考古学上的证据。托马斯认为，这些发现再次证实了文献中关于仁钦桑布传记中的一些细节，同时也表明克什米尔和尼泊尔艺术也传播到了遥远的西藏西部边陲。
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谢继胜研究員通过对甘肃武威博物馆收藏的、出自新华乡亥母洞的一幅西藏唐卡进行分析。他的发言体现了中国学者运用图像学分析并结合有关文献与考古材料进行深入研究的功力。他着重讨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唐卡描绘的白衣黑帽长者与西夏王造像及噶玛噶举黑帽的由来；萨迦派与噶举派上师像与西夏王室与此二派接触的历史；大黑天、班丹拉姆与大黑天神图像东传等等。最后，他归纳出武威唐卡汉藏糅合的风格及其年代，认为武威唐卡中浓缩西夏佛教史的许多重要历史细节。他的这些认识，引起与会者热列的讨论与关注。
中央民族大学的张亚莎则对11世纪卫藏地区的两种波罗艺术风格——萨玛达类型（Samad-type）和大昭寺二期类型进行了考述。第一种类型呈现为波罗、中亚两种风格的混合，主要继承了唐代吐蕃占领地区（藏东、安多及河西走廊等）的艺术传统。第二种类型表现出相当纯粹的东印度的艺术风格，基本不见中亚艺术的影响。她的这些新的观点，对以往的研究提出了诸多新的挑战，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将敦煌发现的藏文写本与考古实物遗存相互对照进行个案研究，具有相当的研究难度，尤其与对古藏文文书的研究本身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此次会议上，有学者在这一方向作出了成功的尝试。美国芝加哥大学的马休教授（Matthew Kapstein）运用敦煌藏文写卷PT 16（巴黎）和IO 751（伦敦）中的记载，结合安西榆林25号窟壁画，对为纪念吐蕃、唐、回鹘、南诏签订“和平条约”而于821年修建的所谓“条约窟”（The Treaty Temple）的确切位置进行了研究。他认为敦煌文书中的“g.yu tshal”， 就是汉语中地名“榆林”，并在其所提交给大会的论文 The Tibetan Treaty Temple of Anxi Yulin中作了深入细致的论证。
三、藏传佛教图像学研究
在西藏艺术史研究中，藏传佛教图像学研究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对藏传佛教造像、唐卡、壁画等进行的图像学分析及其历史背景的探讨等诸多领域。从目前的研究状况上看，国外学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比较深入细致、涉及面也较广阔。可喜的是，近年来，一批中国学者在这一领域也展现出强劲的实力。
瑞士艺术史学者迈克尔?汉斯（Michael Henss）的论文King Songtsen Gampo Revisited: The Royal Statues in the Potala Palace and in the Jokhang at Lhasa. Problems of Historical and Stylistic Evidence对众所周知的拉萨大昭寺和布达拉宫的松赞干布及其随从塑像的历史风格、艺术特征、时代从图像学、文献材料及相关的建筑风格进行了重新探讨。在会议期间的幻灯交流座谈会上，他还以近百幅照片为依据，作了“西藏西部11至13世纪佛教艺术遗存”的专题发言，其对图像学资料的研究引起中外学者极大的兴趣，也引发了会下激烈的讨论。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的斯蒂文?考萨克（Steven Kossark）在其论文Chronological Clues: Textiles Patterns in Late 11th –14th Century Portrait Thankas里对于喇嘛穿着的袈裟上的“百叶莲瓣形”和“方格莲花形”纹样的演变过程及其时代特征进行了分析，并以此为建立了一个可供年代学参考的标尺。他认为：前一种纹样源自11世纪晚期，此后延续了数百年，直到13世纪晚期都仅用于某些特定的外袍上；后一种纹样在13世纪晚期以前只局限于内袍上。这些纹样的长期流行反映了西藏艺术传统中的守旧本质，有些原型可追溯到印度。
瑞士的乌尔里齐?施罗德（Ulrich von Schroeder）对在其著作Buddhist Sculptures in Tibet 中未收录和迄今为止未出版的关于噶玛派黑帽系第十世活佛却英多吉（1604—1674）的作品进行了介绍，内容有塑像、绘画作品等。瑞士的马库斯?斯潘德（Markus O. Speidel）在其论文Chinese and Indian Antecedents of Tibetan Metallic Mandalas中对西藏金刚界曼陀罗的祖型进行了追溯，认为其布局和内容与汉代博山炉有着某种程度的相似性，可能源于商至汉代天圆地方的世界观以及印度的三维世界观，类似的证据在一些建筑、青铜器图饰和铜镜上也可找到。
瑞士的赫尔穆特?纽曼(Helmut F. Neumann)的研究Cremation Grounds in Early Tibetan Mandalas对早期坛城中八大尸林的总体特征进行了分析并结合文献记载对八大尸林所对应的方位神进行了确认。
中国学者的研究还较多地集中于对藏传佛教金铜佛像的研究上。来自故宫博物院的王家鹏研究员对故宫收藏的藏传金铜佛像题记进行了分析研究，他根据题记本身并结合档案文献记载将清代宫廷藏传佛像分为梵铜琍玛、番铜琍玛、番造、巴勒波琍玛、红琍玛、黄琍玛、紫金琍玛、利益新造等14类，并对其中五种琍玛佛像进行了举例分析。雍和宫博物馆管理处的专家马兰则对雍和宫收藏的西藏进贡的两尊佛像的造像特征与风格、来源及历史价值两个方面进行了论述。
除宫廷收藏的藏传佛教造像外，民间亦发现有藏传佛教造像，首都博物馆黄春和研究员就对一收藏家收购的清雍正时期的铜镀金弥勒菩萨像进行了分析，从其与康熙、乾隆朝造像相比，对它的艺术特征进行了介绍，并讨论了它的真实性，认为其由于其在艺术风格和工艺上具有承前启后的特点，在宗教背景上反映出雍正皇帝崇奉藏传佛教的基础。至于这一时期铜佛像发现较少则与当时铜产量低有一定关系。
早期藏传佛像上可发现强烈的西北印度如克什米尔、斯瓦特以及尼泊尔和东印度的影响，对于这一研究学术者们论述较多，但对于造像上体现出来的汉地北魏和唐代金铜佛像样式的影响和某些手法，则关注较少，中国艺术研究院的金申则在其论文《早期西藏系统佛像上所反映的汉风痕迹》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他在文中列举了四川省博物馆所藏的一尊唐风的青铜观音立像却配以斯瓦特式莲瓣的佛座；故宫博物院藏的尼泊尔所仿造的12世纪左右的隋式观音铜像；北京中国文物交流中心所藏的克什米尔制作的金铜莲花手观音像的光背具有北朝汉风；此外还论及了阿里地区石柱上吐蕃时代的观音浮雕像。他注意到有趣的是，这些造像题材均为观音，而不见佛陀的形象。
中央美术大学李翎则通过对常见的八种持莲花菩萨图像系统的考察，剖析了“莲花手”形象，并对常见的持莲花观音图像进行了辨识。
此外，对西藏及其周边地区以外的藏传佛教有关建筑、造像也有学者涉及。来自沈阳的李勤璞研究员在其论文《东部蒙古南缘的喇嘛教美术》中，对位于辽宁省彰武县大四家子乡扎兰营子村的圣经寺的现状和壁画配置、题材等进行了介绍与分析，认为这一东部蒙古地区唯一保存完整的寺院壁画对于西藏蒙古的佛教研究具有独特的作用。来自浙江杭州的专家赖天兵的《杨琏真伽与元代飞来峰造像相关问题的探讨》这一论文及发言，则从飞来峰造像题记入手，结合有关史料，对学界通认的观点——“认为飞来峰元代造像是在杨琏真伽的指挥、提倡下开凿的，或主持的”——提出了质疑。作者认为，杨氏虽然是飞来峰元代造像的诸开造者中开龛造像数量最多的，但还上升不到“指挥”、“组织开造”这样的地位。
四、其它综合性研究
除上述三个方面比较集中的议题之外，有关藏传佛教艺术的理论及其它综合性研究也为学者们所关注。西藏大学艺术系的阿旺晋美教授在这一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他的《论藏族传统美术理论的形态与定位》对藏族传统美术的定义进行了解释。他提出了“诸家论美术”形态的定义，并阐明了其形成原因和形态特征，总结出了该形态五个方面的特征。来自四川甘孜州的根秋登子则论述了藏民族的色彩观，对各种色彩观的形成历程、藏民族不同时期的色彩观以及每种颜色的象征意义等进行了详细论述。日本的饭田泰也（Iida hiroya）侧根据其多年在跨喜马拉雅山地带的考古学调查，向与会学者介绍了尼泊尔穆斯塘和印度Uttaranchal的考古学研究近况（Archeological Research that has been Conducted in Mustang, Nepal, in Uttaranchal, India），为中国学者了解国外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进展情况提供了一些重要的参照。
综上所述，通過此次會議，與會中外學者一致認為，西藏考古与艺术的研究正在越来越受到国际藏学界的关注，成为藏学研究中一个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重要分支，随着这一领域研究的不断深化和细化，藏学与考古学、艺术学、敦煌学、人类学等诸学科的相互交叉、共同发展变得越来越重要，加强国际间的合作与交流也越来越显示出其重要意义。
中外学者认为，西藏考古与西藏历史研究密不可分，它如同一车之两轮，共同推进着西藏历史发展研究的进展；西藏考古与艺术的研究也同样密不可分，西藏考古是西藏艺术研究的重要基础，其工作首先是在一定地域或地点展开，其考古报告与研究也多以某一特定地点、甚至某一座石窟或寺院遗址为对象，区域性明显，材料翔实可靠。但是，却缺乏艺术史研究所具有的宏观性的研究取向和广阔的历史背景观察，两者之间的结合，能够以长补短，互为促进，真正发挥各之所长，形成研究优势的互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所长郝时远研究员在大会总结中充分肯定了这次会议的成功经验，同时也呼吁今后两个学科之间应进一步加强密切协作，开拓藏学研究的新局面，得到与会者一致赞同和热烈响应。
展望未来，西藏考古与艺术研究将在一个新的国际合作、学科合作、资源合作的全新的历史背景之下展开。中外学者期待着在下一次会议上，能够有更多、更优的研究成果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