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彝走廊历史文化学术讨论会”成功召开
石硕教授以“藏族历史与宗教”方向及所主持的项目研究为议题，经过近半年的筹备，于11月6-9日在成都召开了全国性的“藏彝走廊历史文化学术讨论会”。现将会议情况综述如下：
由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和中国西南民族学会联合主办的“藏彝走廊历史文化学术讨论会”于2003年11月6—8日在四川成都举行。
“藏彝走廊”是由费孝通先生于1980年前后提出的一个历史—民族区域概念，主要指今川、滇西部及藏东横断山峡谷地区。该地区因有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及岷江六条大江自北向南并流，堪称地理奇观。而作为天然河谷通道，它自古以来即为西北、西南诸多民族或族群频繁迁徙、相互交流的重要孔道，尤其是藏缅语民族或族群的主要活动舞台，它因此又成为一条特殊的历史文化沉积带，其中的民族文化具有异常鲜明的多样性与复杂性。惟其如此，它对研究我国西南、西北的一些民族的起源、迁徙及相互关系，乃至这些民族的社会、历史、语言、宗教和习俗等方面，均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此概念一经提出，即受到我国民族学界的重视。1982年5月，在费孝通、马曜等前辈著名学者的关怀下，中国西南民族学会六江流域民族综合科考队成立，随后对走廊地区的几个试点进行了考察，形成了具有填补空白意义的调查报告。此外，对南方丝绸之路的研究和走廊民族语言的调查研究也取得了一批成果。但自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研究中心的转移，导致对该地区研究势头的减弱。本次讨论会的召开，其宗旨即在重新唤起学术界对这一民族学黄金地带的关注，推动相关研究的深入发展。费孝通先生专为此次讨论会的召开发来 七百余字的贺信，表达了自己对会议召开的喜悦和对年轻同行们的殷切希望。
来自川、滇、甘、陕、藏、青、京七省市，包括四川大学、四川省民族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及陕西师范大学等在内的二十余家单位的五十余名专家学者参与了讨论会。其中包括全国知名学者王尧、李绍明、冉光荣、周伟洲等人。与会者提交论文 余篇，内容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藏彝走廊概念之界定及对其历史文化特征的概要性研究。1.李绍明的《再谈民族走廊》一文，对“民族走廊”这一概念进行了再认识，认为它应包含民族学与地理学两方面的含义，缺一不可。“藏彝走廊”正是这样一条二者兼备、名副其实的民族走廊。2.石硕的《藏彝走廊：一个独具民族价值的区域——谈费孝通先生提出的“藏彝走廊”概念与区域》一文，是他所承担的教育部基地重大项目“藏族族源与川滇西部及藏东古文明”的阶段性成果之一。该文首先回顾了费孝通先生提出“藏彝走廊”这一概念的背景，分析了此概念的学术意义和科学价值，认为它的提出对这一区域的认识与研究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该文还描述了走廊的地理范围和历史文化特点；最后郑重呼吁学术界，首先是民族学界，应该统一使用“藏彝走廊”这一内涵丰富、表述简约的概念。3.李星星的《藏彝走廊的地理范围及藏缅语族族群活动的假说》在勾画藏彝走廊的地理范围和数条天然通道之后，进而提出了两个假说：（1）古藏缅语族母体发生分化前的原始区域在走廊数条河流的源头以上地区；（2）选择不同的通道南下导致母体分化、不同语支语言的产生乃至不同民族的出现。
二、对藏彝走廊历史文化特征的细部研究。其中又可以进一步区分成如下几个方面：
（一）、对族间文化交流的研究。1.王尧的《从“河图洛书”、“阴阳五行”、“八卦”在西藏看古代哲学思想交流》从一枚绘有九宫（河图洛书）、八卦、十二属相及五行的藏地护身符着眼，小中见大地向人们展示了汉地哲学思想对藏地之影响。2.白郎的《纳西族文化中的外来文化源流》将纳西族文化发展史分作三期，认为第一期向第二期之演进系南诏、吐蕃文化影响所致，第二期向第三期之转变则系吐蕃文化与汉文化共同影响的结果。纵观历史，纳西文化中吸纳了许多外族文化的成分，以宗教为例即有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和本教等。3.杨福泉的《藏彝走廊的东巴教和本教的初步比较研究》主要从宇宙起源“卵生说”、二元论、祖师、法器和灵物、神山、仪式祭品六个方面对东巴教和本教进行对比分析，以此揭示二者间的密切关系，同时也反驳了视二者为一体的观点。
（二）、对某一民族或族群历史文化的研究。1.张云的《古代藏族“六氏族”传说的形成与民族走廊的古部落》从新的角度解读了“六氏族”：它并非如一般所认为的那样系由同一氏族或家族分化而成，而是不断吸纳民族走廊中的一些古部落的产物。“六氏族”的提出是为吐蕃王朝大一统的政治目标服务的。2.邢海宁的《青海果洛藏族的历史与文化特点》呈现了走廊北端果洛藏族的历史文化面貌，尤其详于宗教状况。3.韦安多的《彝族是开发中国西部的先驱》认为，今日走廊之彝族系商亡时自山东地区西迁部族之遗留，他们实为开发我国西部之先驱，而其毕摩文化之独立性在民族交往频繁的走廊地带尤其醒目。4.林俊华的《雅砻江上游扎坝“走婚部落”
的历史文化》介绍了扎坝人文化的基本特征，考察了其文化源流，推测扎坝人极可能就是《唐书》中所载东女国人之后裔。5.和力民的《纳西族文化历史变迁的四个阶段》以文化互动为视角，将纳西族文化历史之变迁分为四期：（1）两汉前——摩梭，此为原始文化期；（2）两汉至唐——越析诏，此为原始文化扩散期；（3）唐至清雍正，此为在对外文化吸收改造基础上的原始文化再生期；（4）清雍正以降。6.刘勇的《藏彝走廊的一个文化个案——谈丹巴的宗教文化构成》侧重探讨了丹巴宗教文化的状况，作者以亲身经历告诉大家：藏传佛教的传入并未令当地固有信仰绝迹。7.曾维益的《多元的白马文化——源自藏、氐还是羌》剖析了走廊北端的白马文化之特征：多元兼容，内部差异较大：文县白马汉化严重；南坪白马受藏族影响很深；平武白马打上了巴蜀文化的烙印。
（三）、对某一历史文化事项的研究。1.刘辉强的《谈藏彝走廊的语言问题》展示了走廊民族语言之景观：从语言种类到其族属，从已经取得的成果到现存之不足，从走廊语言受关注之程度到研究走廊语言的意义，文中皆有提及。2.马尔子的《谈凉山彝族命名制度的几个问题》在彝族命名制的问题上别出机杼，认为将彝族命名制视作父子连名制的典型是不妥的。3.段玉明的《再论大理国段思平家世的西北来源说》考察了有关段氏家世的三种说法：云南土著；庄 之后、西北武威人，指出前两说皆有不能充分证明之处，唯第三说可信度最高。4.徐学书的《略论藏彝走廊的石崇拜》凸显了作为走廊文化特征之一的石崇拜。从地上之石碉到地下之石棺葬，再到白石崇拜等等，在在皆表明了走廊中石崇拜的存在。5.江荻的《藏语声调的形成过程与社会历史系统状态》以藏语有声调方言与无声调方言为研究对象，从语言内部结构机制和语言所处的社会系统状态两个角度全面分析了藏语声调产生发展的过程，得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结论：不同方言地区社会历史系统开放程度的差异制约着声调的形成和发展。6.曾穷石的《大鹏鸟卵生神话——嘉绒藏族的历史记忆》梳理了嘉绒地区广泛流传的大鹏鸟卵生神话，并将其与嘉绒史料相结合，认定该神话是嘉绒之根基性情感记忆，进而据此探讨了相关之历史事实及社会背景。7.袁晓文的《川西南的民族源流》关注的是走廊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即民族源流问题。
（四）、对走廊近现代状况的研究。1.徐君的《从川大博物馆早期民族文物的收集与展示看近代藏彝走廊的民族建构过程》回顾了葛维汉等传教士与藏彝走廊有关的一段旧事，认为以进化论为理论依据、以西方中心主义为出发点的西方人将走廊民族实质上是“野蛮化”、“边缘化”了，且其影响至今余波未消。2.孙宏年的《20世纪上半叶的西康建省与藏彝走廊的发展初探》对西康建省这一历史事件作了自己的解释：建省适应了抗击外来侵略、巩固西南边疆的需要，提升了这一地区在政治、国防上的地位，对该地区的经济、文化、教育等总体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3.张建世的《昌都藏族农民的家族结构》以昌都地区的一个村庄为例，对该地区农民在当今形势下的家庭结构进行了考察，揭示出影响家庭结构之原因不仅在于经济方面，而且也有社会方面的根源。4.李锦的《聚落生态系统变迁对民族文化的影响》立足人地关系，研究了旅游业兴起对泸沽湖周边传统农业生态系统的影响，以及由此导致的对民族文化之影响。文章认为，当地母系文化对环境之变迁有相当的适应性。
三、对走廊通道特性的研究。1.艾南山的《藏彝走廊的地缘环境分析》视角新颖，从动力系统形成的角度论证了走廊作为民族通道的必然性：东面的汉族与西面的吐蕃/藏族势力皆十分强大，南面的诸民族相对较弱，故受强势游牧民族挤压的北方之弱势群体唯有沿走廊南下一条出路。当然，走路的屏障作用在其中也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2.周伟洲的《3——9世纪岷江上游的开发与交通道路》一文，重心所在乃岷江上游的道路即松州道在3——9世纪的演变。文章指出：自北朝河西走廊被封堵之后，松州道作为南方联系西域通道的一部分，其重要性便日益显著起来，这从当地行政建置之变迁即可得到证明。3.赵心愚的《从纳西族先民的迁徙路线看藏彝走廊古代通道的特点》通过分析纳西族先民的迁徙路线，认为走廊古代通道具有数量较多，纵向路径尤为重要及路径并非一成不变等几个特点。4.邓廷良的《藏彝走廊的交通》放眼今夕，讲述了走廊通道的历史变迁，以及由通道串联起来的丰富多彩的人和事。作者还告诉人们：走廊不仅是人的通道，同时也是动物的通道。
四、藏彝走廊及毗邻地区的考古。1.霍巍的《藏彝走廊地区史前考古文化的交流与互动》从考古材料出发，认为走廊通道的始凿远早于文献记载，而近年来的一些新发现对我们认识走廊地区考古文化的交流与互动也提供了新的证据。文中特别讨论了走廊最早凿通的物证及其特征。2.李永宪的《昌都史前考古新发现》图文并茂地展示了卡若遗址的最新发现，尤其是其中的代表性器物，让大家从感性的角度领略了走廊地区早期的灿烂文化。3.吴平的《青藏铁路沿线近期考古发现》涉及到青藏铁路沿线四个考古点的近期发现，这些遗址一般都没有较完整的堆积层，墓葬种类形态多样，且形制复杂，归属较难确定。4.陈祖军的《走廊地区的石棺葬》介绍了几处石棺葬遗址的情况，对石棺葬的分布范围及其成因进行了探讨，并强调指出，石棺葬文化内部有明显的地域差异。5.刘宏的《中国西部带耳陶器研究》聚焦西部地区许多遗址中皆有出土的一种典型器物，即从口沿到肩部装饰有一对宽板耳的陶器，指出其分布带与藏彝走廊范围大致吻合，对其进行研究有助于描绘出走路的早期历史面貌。
五、人类学理论在藏彝走廊研究中的运用。1.王铭铭的《跨族群区域关系研究的人类学意义》首先解释了跨族群研究及其意义，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在藏彝走廊研究中运用该理论的可能性，此外还涉及到多元一体如何与结构人类学相结合，政治组织类型之选择及宗教对内对外之表征等问题。2.刘复生的《族群问题三议——以藏彝走廊民族为例》谈论的是族群概念本身，族群的迁徙及族群认同等三方面的问题，作者主张，以民族及其支系众多、民族迁徙频繁、语言多样为特征的藏彝走廊无疑对族群理论研究具有典范意义。3.徐新建的《族群地理与生态史学——藏彝走廊对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的意义》以族群地理及生态史学为其双翼，在阐述了这两种理论的内容及历史的基础上，归结了藏彝走廊对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的意义：（1）推动从“族群地理”的层面解释中国文化的“多元一体”；（2）唤起由“生态史学”角度理解大小族群的兴衰演变。
六、综述性研究。曾现江的《嘉绒研究综述》是对发端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嘉绒研究的系统归纳与整理。文章主要陈述了以下数方面的内容：（1）古文献的相关记载与论述；（2）现代嘉绒研究的发端、发展及各时期的研究取向；（3）现代嘉绒研究的领域与主要成果；（4）展望。
对藏彝走廊历史文化的研究而言，上述几个方面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概要性研究粗线条勾勒出了走廊的历史文化面貌，便于人们从宏观上审视走廊的特征；细部的研究使构成走廊历史文化的要素得以充实，便于生动地展走廊的历史文化特征，同时也便于人们从微观上领略走廊的风采；对走廊的通道特性的研究，强调的虽是走廊的地理特征，但对人们理解走廊民族的交流和文化变迁不无裨益。这三个方面结合起来，则既有走廊历史文化特征的宏观因素，亦有走廊历史文化特征的微观展示，同时又使民族走廊所应具备的民族学与地理学的双重特征无一遗漏。考古学作为一门实证性和技术性皆很强的学科，表面上是向走廊历史文化的研究者展示地下器物，实质上则是为历史文化之研究提供了又一重相对可靠的证据，是历史文化之研究立于坚实之地；人类学的介入则使对走廊历史文化的研究有了新的理论支撑，为打开研究者的思路、扩大研究对象、开辟研究前景提供了动力。可以说，有了考古学、人类学等工具性、理论性学科的辅助，对走廊历史文化的研究便如虎添翼，其前景应该是远大的。事实上，本次学术讨论会涵盖的这几个方面大体上也就体现了目前藏彝走廊历史文化的研究格局，它虽不尽成熟和完善，但仍然可以为今后的研究所参考，为其画出大致的“线路图”。
关于本次讨论会与会专家学者的构成，也有几点应在此申及。其一，就与会学者的民族构成而言，既有主体民族汉民族，也有相当比例的走廊内民族。对走廊的历史文化而言，前者为客，后者为主，就使得大家对走廊历史文化的认识少了一些偏颇，多了一些包容和交流，甚至在一些问题上还会听到全然不同的声音。如彝族学者马尔子对彝族“父子连名制”的解释即属此例。他认为，彝族其实并无所谓的“父子连名制”，反映在谱系上的连名现象只是为了诵读起来朗朗上口并由此而便于记忆的一种手段而已。其二，就与会者的专业背景来看，既有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语言学等“搭界”学科，也有诸如环境工程等“不搭界”学科。艾南山教授正是这样的不搭界学科的代表。他运用动力系统原理对藏彝走廊成因的分析颇能给人以启发，得到了大家普遍的认同。其三，从与会者所归属的系统来看，既有来自高校和科研机构这样一些学术单位的学者，也有不隶属于这些单位而对走廊研究情有独衷的民间学者。从事白马文化研究有年的曾唯益先生当属此列。他利用身处其中的便利条件，搜罗整理了大量有关白马文化的第一手资料，为白马文化的研究做了奠基性的工作，引起了圈内学者的关注。应该说，与会者的这样一种构成乃是会议主办者精心筹划的结果，对藏彝走廊研究这样内容庞杂、层次多样的研究领域而言，其合理性是显而易见的。这对藏彝走廊今后的研究工作无疑也具有可资借鉴之处。
与会专家学者们普遍认为，作为藏彝走廊研究史上第三次大的举措和第一次较大规模的理论性探讨，本次讨论会开得十分及时。一则因为目前对走廊的研究还不充分，与走廊所具有的重大的学术价值不相称；二则因为，随着社会发展步伐的加快，走廊内许多独特的历史文化遗留将会消亡，如不赶快行动起来进行调查研究，只恐悔之晚矣。专家学者们普遍希望，在未来的走廊研究工作中，应进一步加强跨专业、跨省区乃至跨国界的交流与协作，并希望定期举行一些专题学术讨论会，以使藏彝走廊研究系统化。关于藏彝走廊研究的重大意义，专家学者们也提出了很好的看法。费老高屋建瓴，在给本次讨论会的贺信中对此亦有精到概括，他说：“对这条走廊展开文献和实地田野考察，民族学、人类学、民族史学家能看到民族间文化交流的历史和这一历史的结晶，从而能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有一个比较生动的认识。”他又说：“在‘藏彝走廊’展开多民族地区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文化研究，对于我们从特定地区内部认识‘和而不同’的民族文化接触历史与现状，有着重要意义，对于我们担当‘文化自觉’的历史使命，也同样重要。”相信，以本次学术讨论会为起点，藏彝走廊历史文化研究必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为中国学界增加新的亮点。
会议期间，大家就您提出的藏彝走廊概念及该特定区域中许多宏观或微观的历史文化问题展开了热烈而充分的交流和讨论。经过讨论交流，与会代表初步达成以下共识：
1．藏彝走廊是民族学、人类学、民族史、民族语言研究一个宝库，亟需加强研究；
2．今后将进一步开展对藏彝走廊的跨学科、跨省区的协作研究；
3．以此次会议作为一个开端，今后将不定期举行藏彝走廊或有关专题学术讨论会，待时机成熟时举办藏彝走廊国际学术研讨会，让这个概念和区域进一步为国际学术界所了解和认识。
与会代表普遍认为，会议开得紧凑、务实，学术气氛浓郁，信息量较大，为推进藏彝走廊研究奠定了一个很好基础。会议讨论结束后，我们组织与会代表赴藏彝走廊地区进行了两天实地考察，主要考察参观了岷江上游的汶川、理县、茂县境内的藏羌村寨、石棺葬和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现场及茂县羌族博物馆。通过对藏彝走廊地区的实地考察，大家进一步加深了对该走廊地区历史及民族文化特点的认识。
四川卫视、成都日报专门报道了此次会议。
☆ 石硕教授与《光明日报》记者梁枢先生联名在2003年月12月4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藏彝走廊：思想的源地》一文，对“藏彝走廊”的概念、区域、历史文化特点及其独特的学术研究价值作了综合介绍，并对新近召开的“藏彝走廊历史文化学术讨论会”及费老对此次会议的关注作了扼要介绍。
我所两名专职研究人员参加牛津第十届国际藏学会
2003年9月6日至9月１2日,我所两名专职研究人员赴英国参加在牛津大学举办的“第十届国际藏学研讨会”，其中李涛博士宣读论文“The
Selection for a Tibetan Rural Urbanization Model—A Discussion
with Mr. T. G. Mcgee about His Dasakota Model”,张长虹讲师作了题为"西藏西部的佛塔遗迹"的报告。
第十届国际藏学研讨会由英国牛津大学东方研究所查尔斯?然波主持，于2003年9月6日至12日在牛津大学St Hugh’s
College举行。
由会议提供的名单看，这次参会正式代表有344人，来自27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代表最多，有75人 ；美国居第二，有66人；东道主英国有32人；其它国家和地区参会人员分别为德国30人、奥地利20人、俄罗斯11人、印度21人、丹麦4人、波兰2人、以色列2人、匈牙利1人、荷兰9人、日本14人、爱沙尼亚1人、法国15人、不丹4人、蒙古2人、尼泊尔7人、意大利6人、挪威5人、澳大利亚4人、瑞典2人、比利时1人、新西兰1人、瑞士6人、加拿大3人等。此外有93名观察员，来自18个国家和地区。
学术研讨会从9月6日下午正式开始，共持续了6天，分为33个专题讨论组。
第十届国际藏学研讨会论文有如下特征：
第一， 论文涉及领域广。这次会议分为33个专题讨论小组，各专题组论文分布如下表。
专题组名称 论文篇数 所占归类比例
寺院 8
密宗与宁玛派 13
本教和象雄 14
教规的传播 7
寺院之外的佛教 6
死灰复燃：后宏期 4
哲学 6 18.13%
艺术和建筑学 30
音乐 6 11.25%
文学 10 3.12%
语言 8
中世纪藏缅语讨论会 8 5%
藏族历史研究 10
西藏西部 8
西藏帝国（吐蕃王朝） 5
17和18世纪的宗教 6
政治和社会生活 9.06%
社会秩序 13
西藏和现代化 10
发展 9
性别问题 4 11.25%
藏蒙关系 17
不丹 11
沿边身份的认定及变化 15
西藏及其邻邦 11 16.88%
格萨尔 6
英雄：历史、道德和民族 6
重要人物 11 7.19%
仪式、庆典和表演 11 3.44%
医学 24 7.50%
信息技术的未来趋势 2
文献方法 5
交叉学科研究 11
未命名专题 5 1.56%
第二、藏学研究领域里传统研究重点宗教仍占重要地位，但占参会论文总数的比例明显下降。在这次会议33个专题组中宗教就有6个，即寺院、密宗与宁玛派、本教和象雄、教规的传播、寺院之外的佛教、死灰复燃：后宏期，有52篇论文，加上以宗教为主要内容的哲学专题6篇论文，一共有58篇占会议论文总数的18.13%。而且其它各个专题都有涉及宗教的论文，如“17和18世纪的宗教、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每篇都与宗教有关，其中一篇为“十七世纪西藏宁玛派寺院组织：以Smin-grol-gling为例”。不过从纵向看，国际藏学会中涉及宗教的论文在减少，第六届国际藏学会上宗教论文占30.92%，第九届时宗教占28.30%，这说明国际藏学研究重心在发生变化。
第三、国际藏学界越来越关注现实问题的研究。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许多外国学者能深入西藏和其它藏区从事研究，使近来藏学领域出现了一个显著的变化，即是国外学者对藏区现实问题的关注与日俱增，而且研究成果更客观。这次大会专门设有“发展”专题讨论组，主要讨论国内藏区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还有西藏和现代化、社会秩序、性别问题等专题讨论组，也以研究藏区现实为主，仅这4个组就占参会论文的11.25%。
第四、一些新的藏学研究热点值得关注。藏医似乎有异军突起之势，第九届国际藏学讨论会仅有4篇研究藏医的论文，而这次会上共有医学论文24篇，占大会论文总数的7.50%，而且研究内容也越来越深远。另外有关西藏周边地区研究的论文也值得注目，第九届国际藏学讨论会上有20篇论文，占大会论文总数的8%，而第十届时，大会开设了4个相关专题讨论组，即藏蒙关系、不丹、沿边身份的认定及变化、西藏及其邻邦，共有54篇论文，占论文总数的16.88%。
我所李涛博士应邀赴台参加“当代藏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议”
11月20日至27日，我所李涛博士受台湾蒙藏委员会邀请赴台参加“当代藏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议”，并作大会发言—“中国西部开发中西藏经济发展道路研究”，引起与会中外学者关注。
2003年11月22日到26日“当代藏学学术研讨会”在台北举行，这次会议由台湾蒙藏委员会主办、财团法人蒙藏基金会、财团法人台湾西藏交流基金会、法鼓山中华佛学研究所、中华慧炬佛学会协办。22日至23日举行了五场研讨会——海外藏族、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24日至26日主要安排参观和交流。
每场研讨会大约有200多人参加，除正式代表外，听众大多来自台湾各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对西藏问题及藏族宗教感兴趣者。这次会议有18名正式代表即论文发言人，其中有6名美国人（自由亚洲电台的沃瑞史密斯临时因故未出席，请人代为宣读论文）、1名法国人、1名印度人、1名日本代表（实为在日中国访问学者）、1名流亡藏人、两名大陆学者（即北京大学的张植荣教授、四川大学的李涛教授）以及6位台湾人。
国际合作
本所学者与日本学者合作调查成果在日本出版
由我所霍巍教授与日本东海大学渡部武教授、东京外国语大学唐立教授等共同主持的“中国西南民族物质文化合作调查”国际合作研究项目（日本丰田财团科学研究基金资助）系列成果之一——《四川的传统文化与生活技术》一书近日由日本庆友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此项目经四川省人民政府外事部门批准，为期三年，中日学者先后对四川境内羌族、藏族、土家族等各西南少数民族进行了以田野调查为基础的实地考察。中方先后参加此项目的学者有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霍巍教授、石硕教授、石应平教授以及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李星星研究员、永陵博物馆徐学书研究员、凉山州博物馆刘弘研究员、重庆市外事办彭林绪研究员等人。日方先后参加该项目调查人员有东海大学渡部武教授、东京外国语大学唐立教授、爱知大学印南敏秀教授、武藏野美术大学神野善治教授、日本国立民俗历史博物馆朝冈康二教授、驹泽大学讲师小柳美树等人，学科领域涉及到民族学、民俗学、考古学、文化人类学、植物生态学、传统生活技术史等各个方面。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李绍明研究员、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员冉光荣教授在项目进行过程中曾给予大力支持与学术指导。此项目现已公开出版发表的系列学术成果分别有：
（1）作为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亚洲文化丛书”之一的《四川的民俗与考古》，庆友社，1999年（唐立、渡部武编）。
（2）作为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亚洲文化丛书”之一的《四川的传统文化与生活技术》，庆友社，2003年（渡部武、霍巍、唐立编）。
（3）此外，中日学者在中日学术刊物上还共发表有与本课题相关的研究论文二十余篇。
日本举办有我所学者主持参与的“中国西南民族物质文化调查”图片展
由我所与日本东海大学、东京外国语大学合作进行的“中国西南民族物质文化调查”经过中日双方学者三年多来的共同努力，现已结题。中日双方学者除公开出版发表学术论著外，作为本项目的另一种成果表现形式，按照提供学术调查资助的“日本丰田财团科学研究基金”的宗旨，还须将学术调查的最终成果面向大众进行科学文化宣传，以实现学术研究的社会效益转化。为此，2003年9月，以中日联合调查团的名义，在日本东海大学举办了“中国西南民族物质文化图片展”，共展出中日双方学者在调查中所拍摄的资料性图片约200多幅。此次展览在日本形成很大的影响，除各大学研究人员和广大师生外，日本各界群众近万人先后参观了图片展，对于深入认识了解中国西南丰富多彩、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与民族风俗起到了很好的教育作用，更加深了中日两国之间在各个方面的相互理解与认识。目前，这批图片资料按照双方的研究协定已从日本运抵四川大学，将由本所主办同题图片展，在即将落成的四川大学博物馆新馆内面向中国观众公开展出。
日本学者来本所进行学术访问
近期来，有多批日本学者前来本所进行学术访问，与本所学者进行学术交流并探讨今后共同开展学术合作的前景。以东京文化财研究所国际文化财保存修复协力中心保存计画研究室室长冈田健教授为代表的佛教艺术研究代表团在西北大学文博学院教授王建新、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张建林等陪同下，前来本所进行学术访问。在访问期间，他们与本所西藏考古与艺术研究方向的学者进行了交流座谈，双方就中国西南地区与西藏高原、甘青地区（以敦煌为中心）佛教艺术的传播与交流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并参观了四川大学博物馆石刻艺术展及库藏佛教石刻文物，双方就今后在相关领域的信息互换及合作等问题也作了探讨。日方代表团的其它成员还有京都大学文学部根立研介助教授、东京文化财研究所美术部津田彻英研究员、青山学院大学史学专攻艺术史研究生秋原哉等人。
此外，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助教授韩敏博士在本所徐君副教授陪同下，近期赴丹巴藏区进行了文化人类学方面的研究调查，韩敏助教授还应本所邀请在访问期间作了学术报告。
学术交流
☆ 石硕教授于12月6日至21日对印度、尼泊尔进行了为期16天的访问考察。此次考察活动由四川省人民政府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组织。先后对印度的德里、孟买、果阿、班加罗尔、加尔各答等城市和尼泊尔加德满都进行了访问考察。考察内容涉及印度和尼泊尔的历史、文化、社会现状及藏人居住区等。通过考察，对西藏问题的现状及背景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和理解。
☆ 石硕教授于11月25-27日参加了在重庆召开的“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第十二次年会”，并被选为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副秘书长。
☆ 2003年5月，徐君博士受西南民族大学邀请，在西南民大做了题为“哈佛大学人类学研究现状”的讲座，激起西南民大部分学子对人类学的学习兴趣。
☆ 八月中旬，著名人类学家、北京大学王铭铭教授来我校访问，徐君博士就川大人类学发展及课程讲授等相关问题对王教授进行了访谈。本所石硕教授与王铭铭教授就“藏彝走廊”研究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 本所研究员徐君博士为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基地班、历史基地班《文化人类学》课程，全校180多位不同系别、不同年级的学生选修了该课程。该课程采用多媒体教学方式，同时为拓宽学生视野，增加学生们的学习兴趣，专门邀请了一些专家到课堂开展讲座，取得很好的效果。9月29日邀请的中国第一个民间环保组织“绿色江河”的发起人、前长江漂流队队长杨欣所做的“忧虑江河源”讲座，不仅使同学们了解到生态人类学方面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知识；更掀起了参与听讲学生们的环保激情。《华西都市报》9月30日新闻进行了报道。
☆ 2003年10月23-26日 徐君博士受哈佛燕京学社的邀请，到京参加由北京大学和哈佛燕京学社联合举办的“世界文化的东亚视野”学术讨论会。徐君博士为大会提交了“转型中的康区村寨”论文并发言，引得与会学者的极大兴趣。
☆ 2003年10月27日-11月5日 徐君博士就“川甘青安多藏区可持续发展研究”课题到甘肃、青海进行考察。
☆ 2003年12月17-21日，徐君副教授与日本民族学博物馆韩敏副教授合作到四川甘孜州丹巴县进行考察。
☆ 2003年12月21日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大学藏研所共同邀请日本民族学博物馆韩敏博士为川大师生做了题为“毛泽东旅游与人类学思考”的学术讲座，开阔了师生们的学术视野。讲座后，陈庭湘教授、徐君副教授就联合培养博士等问题与韩敏博士进行了座谈。
☆ 我所李涛博士参加四川大学教师英语双语教学培训班，并获结业证书。此外还申请并获得了国家出国留学基金，且于2004年9月至12月底参加教育部出国留学人员培训部一学期英语培训，获结业证书。
学术成果
石硕：《从唐初的史料记载看“附国”与“吐蕃”》，载《民族研究》2003年第4期（人大复印资料《魏晋南北朝隋唐史》2003年第6期转载）。
石硕：《附国与吐蕃》，载《中国藏学》2003年第3期。
石硕：《昌都：茶马古道上的枢纽及其古代文化》，载《西藏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霍巍：《变迁与转折：试论西藏西部帕尔嘎尔布石窟壁画考古发现的意义》,《文物》2003年第9期。
霍巍：《西藏阿里札达县帕尔嘎尔布石窟遗址》，《文物》2003年第9期。
霍巍：《西藏阿里札达县帕尔宗遗址坛城窟的初步调查》，《文物》2003年第9期。
霍巍：《试析西藏东部新发现的两处早期石刻造像》，《敦煌研究》2003年第5期。 徐君：《四川民族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建设问题》，《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