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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嶋靜志:谁创造了大乘经典—大众部与方等经典

时间:2017-10-25 19:50:03  点击:;来源:藏学所  供稿:郭顺 供稿、刘欢 供图、罗鸿 审校

20171016日晚,日本创价大学国际佛教学高等研究所教授、所长,佛教学、印度学、汉学研究大家辛嶋靜志先生应我所之邀,为川大师生带来了一场题为谁创造了大乘经典大众部与方等经典的学术讲座。本场讲座由罗鸿教授主持,我所熊文彬教授、张延清副教授、玉珠措姆副教授,川大宗教所哈磊副教授、峨眉山佛学院副院长隆藏法师等出席了讲座。本场讲座系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珠峰名家讲坛系列讲座的第十一讲,吸引了众多来自四川大学、西南民族大学的师生及其他社会人士到场聆听。

讲座伊始,教授对大乘佛典用语及传承方式的变迁做了概述:

1)俗语(Prakrit,即口语,包括犍陀罗语)口传的时代:公元前一世纪;

2)俗语口传与俗语书写(佉卢虱底书)传承并行的时代:公元一到三世纪;

3)掺杂俗语词汇的不规范梵语传承的时代:公元二到三世纪;

4)佛教梵语书写(婆罗迷文字)传承的时代:公元三/四世纪以后。

犍陀罗位于现巴基斯塔北部,是佛教和传统印度文化的一个中心,该地产生了大量的大乘经典。我们所熟知的《无量寿经》、《般若经》都源于犍陀罗。《法华经》最古老的部分可能是在印度东南部编撰,而晚期的部分则出自犍陀罗。公元三到四世纪是大乘经典梵文化的阶段。

当我们以上述内容为基础考察公元前后初期大乘佛典的诞生和变迁时,就会注意到,以往的研究忽视了以下三个非常重要的事实:

1)初期的大乘佛典不是通过梵语,而是通过俗语(犍陀罗语)传承的

2)最初的佛典不是写成文字,而是口头传承

3)经典是不断变迁的(这里有意不用发展一词,因为发展是有向好的方向变化之意,而这里不一定往好的方向变化)

如果缺乏对以上三个事实的充分认识,就会像今天大多数学者那样,以为最早写于十一世纪,多写于十七世纪的梵语写本就是原典,并由此判断事实上较梵本更为古老的汉译或中亚等地区出土的古梵文写本读法是错的。这种判断的出发点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

释迦牟尼时代也是以口传形式来传播佛经的。释迦牟尼佛曾对众弟子说:你们应该用自己的语言去讲佛法。于是便产生了各种语言的佛经。当时的社会经济也决定了只有一小部分家庭较富裕的人会抄写经书,绝大多数都是以口传的形式传承佛经。

许多早期大乘佛典最初是通过俗语或是一种俗语加梵文成分的混合语传播的,以后被逐渐翻译为佛教梵语。近年来在巴基斯坦北部不断出土的犍陀罗语写本证实了长期以来提出的这一假设。

犍陀罗语和古译是阐明初期大乘佛经产生的关键。古译是鸠摩罗什以前俗语或俗语和梵文混合传播的佛典。鸠摩罗什以后到玄奘这段时期基本上全部译为梵文。鸠摩罗什译的原典也已经相当梵文化。因此仅仅靠鸠摩罗什以后的汉译及11世纪的梵文写本,是无法追溯到大乘佛经的原始面貌的。

教授接着指出我们所说的大乘佛经mahāyāna-sūtra,如果我们看汉译佛经的目录,就会发现大乘佛经这样的名称根本没有出现。最早的所谓的大乘佛经是vevulla,然后变成vaitulya,其后变为vaipulya,最后变成mahāyāna-sūtra。举例来说:有一部经叫做《宝积经》,又叫《遗曰摩尼宝经》,晚期又叫做《迦叶品》。支娄迦谶179年翻译的《遗曰摩尼宝经》中提到的是vevulla。此外支娄迦谶所译《极大珍宝之积遗曰罗经》中也出现了vevulla。五世纪初摩诃衍《宝严经》中出现mahāyāna。另外《智光明庄严经》中引用《宝积经》时将其称为:

1)大方广宝积法门(mahāvaipulya 译于501

2)无比宝顶修多罗(vaitulya),僧伽婆罗(506-520

3)宝积方广正法(vaipulya),法护(1004-1058

4)此外在一件12/13世纪的写本中该经的名称中出现了vaipulya

 教授接着提到了方等与方广这两个词。教授首先提到,vevulla在巴利文中也写成:vedalla, vetulla, vetulya,在佛教梵文中写成vaitulya, vaipulya, vaidulya。方等在《故训汇纂》中的意思是:方,广也;等,均也;方等的意思在于相同,相称。方等和vaitulyavetulla意思一致。而方广和vaipulya意思一致,意为完全的发展,丰富。

 在竺法护(233-311)所译方等经中提到的是vaitulya5-6世纪在尼泊尔中亚等地出土的经书里面写的是 vaitulya;毗尼多流支译《大乘方广总持经》里面提到的是vaipulyamahāyāna;九世纪藏文文献’phags pa rNam par ’thag pa thams cad bsdus pa中提到的是vaidalyamahāyāna-sūtra。另外Prajñākaramati10世纪)为寂天《入菩提行经》所作的注释中引用的经典含有vaipulya一词。由此可以推出以下发展脉络:vaitulya3-6世纪)>vaipulyavaipulya--mahāyāna-sūtra6世纪)

佛陀跋陀罗420年所译《大方等如来藏经》里对应大方等的词是vaitulya;不空(705-774)所译《大方广如来藏经》里对应大方广的词是vaipulya9世纪藏文文献里则直接用的是mahāyāna-sūtra。从《法华经》的变迁中亦能看出这种变化。中亚出土梵文写本及断片(5-8世纪)常读为vaitulya;吉尔吉特(7-8世纪)及尼泊尔出土写本(11世纪以后)为vaipulya;竺法护所译《法华经》中将方等等同于vaitulya;而鸠摩罗什所译则直接将vaitulya译为大乘(=mahāyāna)。

《法华经》中指出vaipulya-/vaitulya-sūtras是真正的教法,而传统的九分教,如sūtragāthā等不过是权宜之教而已。《方便品》第45-50偈中佛说:我原来把九分教当做方便教给大家,依据他们的智慧引导他们进入佛智。现在,在这里的就是纯洁、聪慧、文雅的佛子们,他们服侍了百万佛。我要为他们讲vaipulya-/vaitulya-sūtra(即《法华经》)。

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重要事实,即《法华经》中自称为(mahā-vaitulya/vaipulya。吉尔吉特和尼泊尔出土写本以及中亚写本都出现了mahāvaipulyamahāvaitulya的形式。还有在喀什地区发现的写本出现了vaitupulya这种形式,不止一次。说明当时vaitulyavaipulya两者间的混淆。也许当时的书写者也感到疑惑,不知道该选择哪个才算正确,因而出现了一个二者模棱两可的形式。

另外一点也十分重要,竺法护(公元3世纪)所译《正法华经》中从未出现大乘经的文字,这就表明这一概念在当时并不通用,直至鸠摩罗什时代才开始普及。

从文献学角度来看,中国古代的汉地僧人们所做的最大的贡献有两个,一个是经录的整理;另一个是《一切经音义》等词典的编撰。僧祐所编《出三藏记集》是现存最早的佛经目录,其中第三卷引用了道安录的《综理众经目录》。在该书中,《大珍宝积遗曰经》中提到vevulla,方等部经如《菩萨道地经》等提到了vaitulya。综上,有经典题目包含vevulla方等vaitulya),或被归于方等部vaitulya的共有八部,而在《综理众经目录》中则没有一部经典题目包含有方广(vaipulya大乘(mahāyāna。在《出三藏记集》(518年)中含有910部佛经的标题。其中有5部经典提到vevulla12部提到方等(vaitulya)、大方等(mahā-vaitulya);3部提到大方广(mahā-vaipulya);还有3部是大乘(mahāyāna)经。在稍晚的《历代三宝记》(597年左右)中,出现了5部方等(vaitulya)经;2部大方广(mahā-vaipulya)经;还有7部大乘(mahāyāna)经。我们可以认识到,vaitulya经典在6世纪仍兴盛,而mahāyāna经典在6世纪逐步走向繁荣。

教授接下来讲解了vaitulya的词源及词义,他首先谈到了另一位日本学者前田惠学曾以巴利语和汉语佛典为依据,彻底地研究了历来对于九分教、十二分教中的vedallavaipulya的解释。前田得出结论是,按照觉音的解释,我们可以将vedalla定义为这样一种经典:他由对于佛教主要教义重复的提问与回答构成,由弟子们之间或由佛与弟子或由佛与帝释天之间的问答构成,地位低的提问,地位高的回答。例如Cullavedallamahavedalla等经典。较早的vevulla/veullavaitulya及古于田语vittulya都表明,vaitulya才是最早的形式,vaipulyavaidalya都是其派生的形式。

教授认为这些不同的形式的词源可能是vedulla,他是一个与vaitulya相应的中期印度语形式,而vaitulya可能意为:vai+“相同tulya),即不平常的,不规则的。由提问和回答构成的经典中,问答并非全部发生在佛与另一个人之间,反而是在两个弟子之间的问答更多。从这一意义来说,因为罕见,所以这些经被贴上了vedulla的标签。vedulla后来在巴利语传承转化为vedalla,大约是联想到vidala(分裂,分离)而创造出的形式,而vedalla的词义也恰好与这些不寻常的经的题目相符。

在创作题目包含有vevullavaitulya的新经典时,创作者们也许没有认为二者有贬义不正常的,不规则的,反而认为它们具有如无与伦比的等褒义,正如我们在《大乘阿毗达磨集论》中看到对该词为何叫做vaitulya?因为它是无与伦比的的定义一样。而新造词vaipulya具有更多的褒义,如完全的发展,丰富,富裕等。

由此,vaitulyavaipulya在新创经典中用作褒义,而这些经典后来被称作大乘经。创作者们也许认为他们创作的新经典非常独特,因而无论其内容还是形式都在传统经典中不曾有过。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许多(mahāvaitulya经典都是由佛与弟子或弟子间的问答构成的,不仅是paripṛcchā···所问经)类经典,《八千颂般若》和《法华经》中也包含许多问答。这一特征也证实了上面介绍的觉音对vedalla经典的定义。如《维摩诘经》中有很多维摩诘和文殊师利之间的问答。

如上所述,题目包含vaitulya的许多经典后来被重新命名为vaipulyamahāyāna。今天梵文本和藏译中大多数mahāyāna经典的题目都是如此,它们是后人重新命名的结果。将大乘作为题目的汉译经典始现于大约公元400年,鸠摩罗什也在406年将(mahāvaitulya译为大乘经,这也说明在四世纪印度北部或西北部才刚开始使用大乘(mahāyāna作为这些经典的题目。值得注意的是,到了鸠摩罗什时代,人们认为vaitulyavaipulya经典都是大乘经典。同样在同一时代的世亲(350-430)在其《释轨论》中也将vaipulya定义为大乘。由此可知:即早期创造者们将他们创作的经典命名为vevulla/vaitulya/vaipulya,只在后来这些题目才被替换为mahāyānasūtra(大乘经)。

通过以上的铺垫,教授提出了问题:谁创造了vaitulya经典?

这里要提到一部《大方等大集经》,它是方等经典的集成。在该书中,大乘共出现了198次,并受到极力赞颂。其中也有一些显然是方等兼大乘的经典被称为大乘经。其中该书第十部经《虛空目分》中,有如下显示方等经和大众部的句子,意义十分重大:

以上五段可以看出大众部对于非大众部之外的其他部派都是持否定态度的。

除了以上五段对非大众部的描述之外,还有一段对于大众部的描述:侨陈如!我涅槃后,我诸弟子受持如来十二部经,读诵书写,广博遍览五部经书,是故名为摩诃僧祗。

由此可见,与大众部有关的描写出现在最后,而且使用的是非常肯定的文字;对其他部派则是很否定的描写。我们由此可以推论,这部方等经典的创造者属于大众部。已有学者指出,大众部与《般若经》、《法华经》、《三昧王经》、《涅槃经》、《十地经》有着密切的关系。如上所见,其中《般若经》和《法华经》在《大智度论》中被列为方广(vaipulya)经典。《法华经》中称自己是vaitulya/vaipulya。《大方等大集经》的后半部译者那连提耶舍于557年翻译了《三昧王经》,汉译题目为《月灯三昧经》。也称《大方等大集月灯经》,因此《三昧王经》是方等(vaitulya)经典之一。

《八千颂般若》、《法华经》、《三昧王经》都明确地对补特伽罗(pudgala)的概念以及过去、现在、未来法的存在进行了批判。根据多种不同的文献,上座部和说一切有部都谴责诸佛的同时存在、佛以一音说法、以及用神通力虚构出的化佛讲法,而这些都是大众部肯定的。事实上,《论事》的注释把肯定化佛说法的人们称作Vetulyaka/Vetullaka(方等者)。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大乘佛典与上座部及说一切有部水火不相容,大乘经典是从大众部产生的。

法显曾在巴利特普特那的天王精舍里抄写了一部大众部律典写本即《摩诃僧祗律》。他写道,大乘僧人居住在天王精舍里。这一事实表明大众部与大乘间的密切关系。正如法显所写,该律典从祗园精舍被拿到巴特利普特那,目的就是为了在那里重建僧院。由此我们可以推论,当时在该寺院的大乘僧人属于大众部,上述天王精舍既是大众部僧院,也是大乘僧院;另一值得注意的描述是,法显从一个该僧院的在家信徒手里得到了一部《方等般泥洹经》,即大乘《大涅槃经》的写本。另外,整个《大正新修大藏经》第26-29卷中的阿毗达摩部分共有3644页,但却丝毫没有提到《般若经》、《法华经》、《华严经》或任何一个大乘经典名称。这说明说一切有部和法藏部的阿毗达摩非常有可能没有读(或不敢引用)大乘经典当然,很久以后说一切有部的论者也开始引用大乘经典。此外,引用了大乘经典的作者似乎总是那些大众部僧人或者至少与大众部有关的部派僧人。

以上事实证明了说一切有部最初没有接受大乘佛教。

综上所述,教授认为是大众部僧人创作了新经典,这些新经典常常由提问和回答构成,以此谴责保守派对于佛教教义的解释,并称这些新经典为vedulla/vaitulya,意味着它们作为佛之经典虽不正规无与伦比,盖世无双。以后这一称呼变为更加具有积极意义的称呼,即vaipulya(完备,丰富,富足)。很久以后这些新经典也开始被称为mahāyāna-sūtra(大乘经)。那些创造、背诵、抄写、阅读及宣扬这些新经典的人们最初并没有自称为大乘教徒,因为他们首先是大众部僧人。因此,自然而然早期印度经典中没有出现过大乘这样的文字。丝毫不是Schopen认为的那样,大乘佛教曾是一个少数人的运动,因为事实恰恰相反。从早期汉译及近代发现的犍陀罗写本我们可知,大乘佛教徒们创造出大量新经典,随着时代的变迁,大乘经典及教义越发广泛弘扬,许多其他部派也逐渐接受并吸收了大乘思想,由此大乘说一切有部及大乘上座部就出现了。

讲座结束后,在场多位听众从不同角度就vaitulya一词的释义与辛嶋教授进行了交流,场面十分热烈。整场讲座历时两小时四十八分,讲者和听众都沉浸在对讲座主题的思考与辨析之中。最后,罗鸿教授对本场讲座做了简要的总结,他强调了讲座主题对于佛教史研究的重要意义,并对提问听众对于讲座要点的精准把握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在持久而热烈的掌声中,本次讲座落下了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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