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藏学中的近代康巴文化研究趋势
一.交流的欠缺
由于政治的原因和语言上的隔阂，西方对中国藏学研究的情况知之甚少。近些年来，中国学术界以更加积极的态势研究西藏文明的发展，比如石硕先生的“西藏文明东向发展的轨迹”，突破了汉藏关系史的传统研究框架。今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二届西藏考古与艺术国际学术讨论会”，四川大学与西藏文物考古部门对阿里“琼隆银城”遗址的发掘，也让人耳目一新。霍魏教授所作的“西藏西部佛教石窟壁画中的波罗艺术风格”的讲演，使人们了解到西藏艺术与印度，克什米尔的文化互动关系，在文化的地缘构架上有了一个较为广阔的视野。近些年来的中国藏学研究不仅在地方性知识上，也在宏观视野上有了新的意义。
二．近年来国际藏学的发展
多年以来西方的藏学是以藏文经典和宗教仪式为研究重点，“经院式”研究的特点色彩比较浓厚，社区型研究相对薄弱。80年代末以来，国际藏学的转型大致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藏学的多学科发展，尤其是人类学的参与，促进了藏学研究的转型。80年代末以后，一批中青代的人类学家在西方藏学界崛起，他们的研究导向更着重“文化实践”与社区的关系，更注重藏族文化的现实性，关注朝圣，旅游，地方历史与文化，女性问题，寺院与社区的关系，以及藏区教育与现代化问题。90年代，朝圣与空间，藏传佛教，民间宗教与族群，社区的关系颇受重视，97年在来顿大学召开了“第一界藏族朝圣国际会议。”98 年以来，相继出版了“西藏朝圣”，“藏族文化的神圣空间与地方”，以及“当代西藏的佛教――宗教复兴与文化认同”等文集。除了朝圣研究外，还有学者对九寨沟朝圣空间与旅游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2）边缘化研究的推进
近来来国际藏学的发展，改变了以拉萨或西藏研究为主体的模式，藏区边缘的历史文化研究有了较大的发展，安多和康区研究也渐成气候。97年在哈佛大学召开了“第一界安多国际学术讨论会”，2000年在来顿大学召开的第9界，2003年在牛津大学召开的第10界国际藏学研讨会上，都专门组织了有关康区近代历史文化的研究。
3）汉文献资料的使用
在西方年轻一代的学者中，汉语，藏语程度都有很大提高，哥伦比亚大学的Bill Coleman在对清末巴塘事变的研究中，就大量使用了汉文献。毕业于密西根大学人类学的梅丽宁女士，汉藏文都不错，对甘南Labrang 寺与社区关系，女性问题都有独到的研究。毕业于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系的艾建女士的汉藏文也不错，对松潘的藏区教育问题也提出了不少独到的见解。
4）学术联合的加强与学术圈的兴起
在挑战传统藏学的过程中，学术机构和学者们之间的联系也在不断的加强。在这几年的康区研究中，从欧洲到北美，都有一批志同道合的学者们对康区近代史进行研究，有波恩大学的 Peter Schwieger，科罗拉多大学的carole mcgranahan，印第安拉大学的 Elliot Sperling,阿姆斯特丹大学的wim van spengen，华盛顿大学的Epstein 等。
三.近年来康区研究的发展。
除了传教士和旅行家在康区的一些调查外，西方学者对康区的著述甚少。比较有成就的是印第安拉大学的中亚系主任Elliot Sperling教授的研究。他分别著有关于元明时期汉藏交界历史变迁的文章，也对近代赵尔丰在康的“新政”进行了探讨，而且还对红军长征在康区的过程作了描述。在今年的亚洲年会上，他说，相对于20，30年代中国对川康研究的热潮，西方对康区的知识情况显得非常薄弱，康区研究是藏学研究的一个挑战。
2000年在来顿大学召开的第9届，2003年在牛津大学召开的第10届国际藏学研讨会， 2004在圣地亚哥的亚洲年会上，都专门组织了有关康区近代历史文化的研讨会。目前为止，已经出版了爱博斯坦主编的“康巴历史，人民，地方，权力的视野”(2002) （Khams pas Histories: Visions of People, Place and Authority” ,即将出版彭文斌博士主编的“康巴的英雄叙事，边疆，族群与国家”。
康区的研究在理论上结合了西方中国史学，以及人类学的一些前沿理论。近来来中国史学出现了Paul Cohen 的“以中国为中心”的研究模式，反对费正清的“（西方）影响－（中国）对应”的框架，以康区为中心的研究，也结合了中国史专家杜赞奇提出的研究地方政治，解构国族的宏大的直线性叙事框架，目的在于挖掘历史中被遗忘的声音，和被长期忽视的边缘地带。学术中的“边缘中心化”（Bhaba 的“margins” 的思考）可以让我们思考一系列的问题，以康巴为中心或主体的研究，可以让我们更主动的思考康巴人在汉藏关系史上的能动作用，康区对帝国，国家与族群边界建构的重要作用，可以让我们思考一些大的历史过程，不完全是外来的势力强加于康区，而是成为康巴人构建自己的历史与文化的内在的部分。
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讲，康区研究继承了“地方性知识”和“批评性地方学”的一些特点，着眼于地方政治与文化的阐释，以自下而上的基层观点，批评传统藏学的主流历史框架，不是把汉藏关系看作是建构康区的唯一力量，而是把康区看作是构建汉藏文化，经济，政治交流的重要“接触区域”（contact zone), 在这里既是流动的时间，也是流动的空间，人口，货物，观念接触与流动的地方。是能动，而不是被动的。
康区研究也是针对一些人类学大的问题的思考，比如，文化，社会，历史。后现代的观念“hybridity” 更适合这一地区，文化，历史都是过程，而不是封闭的结构。
四．个人的研究
从朝圣，到旅游，再到西康的历史与文化。近年来着重地方精英在近代康区的历史影响和康区的现代文化政治，包括任乃强先生在康区的民族志实践及其夫人罗则情错在康区文化政治中的作用。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关于九寨沟朝圣空间与旅游空间的冲突问题。以及在爱博斯坦主编的“康巴历史，人民，地方，权力的视野”一书中的“边疆过程，建省政治与民国时期的康人治康运动”一文。
“边疆过程，建省政治与民国时期的康人治康运动”这篇文章继承了杜赞奇对地方政治，尤其是“联省自治运动”的分析成果，并近一步推广到边疆，探讨国家，省，边疆地方政治的交错复杂的关系。通过西康建省一事，分析近代康区历史上三次大的事变，1932年格桑泽仁领导的“巴塘事变”，1935年诺拉呼图克图在康区的事变，1939年在甘孜发生的“班辕事变”。这三次事变都是康巴精英分子在中央政府的暗地支持下，打着“康人治康”的旗号，反对西康省主席刘文辉的活动。文章的目的，不仅是想触及一个比较禁己的题目，即民国时期康巴精英分子与中央政府的关系，而且还想探讨这些知识精英分子如何通过一些衍生的话语，或者外来的知识，如民族自治等构建康巴的政治与文化认同，同时也想理性的分析国家－地方的二元观念在西方分析中的薄弱环节，地方要么被看的很被动，从属于国家政权的运转机制，要么被浪漫化，看作是抵抗全球化与国家化的力量 (杜赞奇的分析)，通过康区近代社会运动的分析，更多的是应该看到地方与中央交错复杂的关系，地方应该是多重政治利益的组合，是一个话语实践的过程，而不是封闭性的实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