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化视野中的中国文化遗产
——“文化传承与历史记忆学术讨论会”纪要
当人类跨入到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之际，在急速发展的社会政治、经济形势下，文化遗产保护问题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重视，成为现代文化视野当中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课题。中国作为世界上著名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具有悠久历史和多元文化，如何思考和对应这一问题尤其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更成为发展中的亚洲各国必须直面的一个社会焦点问题。2007年10月17至20日，由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和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藏学研究所在成都联合主办的学术讨论会上，来自文学、社会学、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等不同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三十余人围绕会议主题“文化传承与历史记忆”从各个角度和层面展开了热烈讨论，提出了若干新的思考。
在10月17日的全体大会上，共有二十多位代表向近四百名听众发表了论文演讲，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是对文化传承与文化遗产问题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宏观探讨。
郑培凯教授（香港城市大学）《文化遗产与人文通识教育》一文认为，文化遗产在近数十年来引起很多国家越来越多的关注，不同国家和地区进行有关城市规划和经济建设等方面，以及跨范畴和界别的决策过程当中都开始重视“文化遗产”这一因素。中国在其急速发展的社会经济及其对世界政治和文化的影响力不断增强同时，也开始越发意识到文化遗产的重要性，采取各方面措施（包括学术、行政和金融方面）理解和保护自身的文化遗产，随着全球化形势的日益增强，这个趋势只会越加强势。为了引导学生认识这一重要议题，培养他们面对文化遗产保护和经济发展冲突时（如香港上中环天星码头钟楼事件）具有信心与能力作出适当的判断，有必要在人文通识教育中加入文化遗产课程，以帮助学生在思想上适应变化的世界的同时，保留本身的“文化身份”，学会理解文化遗产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意义。民族学家冉光荣教授（四川大学）在其《民族文化传承再析》一文中对民族文化传承的本质、属性、功能及现状等方面作了深入探讨，提出文化传承是文化主体——人的有意识的行为与活动；文化通过传承得到积淀、发展，构成传统文化；这种传统文化具有很强的民族性，成为民族文化。文化传承既具有历史的积淀，也具有创新性，随着人的生存条件的不同而发生变化，体现出阶段性、时代性的特点。民族间及民族内部关系往往通过文化及其传承进行沟通与协调，为了走出当前民族文化传承的困境，只能在新形势下以更大的努力坚持民族民化的有效传承。徐君博士（四川大学）《“翻新”、“重建”与“新建”：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困境——以藏羌碉楼保护为例》、王挺之教授（四川大学）《理想与现实之间——汉风建筑的文化特性解读》、陈国成博士《澳门的中国民间节庆与文化旅游》等文则从不同的侧面对中国各地不同地区和民族在当前文化遗产（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两方面）在保护与开发利用上的现状与困境提出反思，如徐君博士根据四川藏羌地区碉楼的“翻新”、“重建”与“新建”提出文化遗产的权限问题；王挺之教授尤其指出在中国当前大力发展旅游业的趋势之下，中国各地纷纷兴起重修历史建筑的热潮，但这往往只是一种历史记忆的模糊再现，有的甚至是对历史建筑的误读，这一“文化特性缺失”的问题需要在实践过程中认真加以研究；陈国成博士针对澳门历史城区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之后，有形物质文化范畴开始扩展至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中国民间节庆，从而提出对澳门文化历史传承、文化旅游开拓和可持续发展等诸多方面开展调协性研究的必要性问题。
其二，是从文本记载的历史与描述如何再现文化传承与历史记忆的讨论。
熊秉真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幼蒙、幼慧与幼学：近世中国童年论述之转折起伏》一文从一个特殊的视角对人类如何由长而幼通过蒙学或幼学传授其生活技能、特殊知识的问题进行考察，作者选取清初、盛清至晚清三组代表性素材，对中国社会的幼学发展与童年文化作了深入细致的探讨。李焯然教授（国立新加坡大学）《历史的记忆与再诠释：林纾的【评选船山史论】》一文则尝试通过《评选船山史论》去追溯《资治通鉴》、《读通鉴论》、《评选船山史论》三书在史评方面的发展，并了解历史论述从司马光、王夫之到林纾的转变，以探讨林纾对历史事件的再诠释。张箭教授（四川大学）的《【魏书·释老志】与【元史·释老志】》一文对传统史书二十四史当中仅有两篇专论佛、道二教的文献作了相互比较，论述其各自的特点，并对其作者的修史态度和史书编纂体例上的创新作了评述。舒大刚教授（四川大学）《谈谈巴蜀学人在儒家文献“典范”转换中的实践及其成就》一文提出在儒学文献（特别是儒家经典文献）体系的形成和结集过程中，历代巴蜀学人曾经参与其中，对儒学文献的扩展，尤其是对儒家经典典范体系的形成作出过重要贡献，对这一事实的梳理过去在学术史上曾是一大空白，有必要恢复其历史面貌。
除传世文献之外，文本的扩充与其史料价值的再发现在会议论文中也得到了实证性的显示。王振忠教授（复旦大学）《晚清民国时期的徽州宗族与地方社会——黟县何氏之【族事汇要】研究》以及范金民教授（南京大学）《清代前期刘家港的豆船字号——【太仓州取缔海埠以安海商碑】所见》两篇论文均是通过作者对其调查发现的新史料入手，截取当时社会的某一断面展开深入剖析的实证性案例。前者所据为王振忠氏亲自收藏的民国十七年（1928年）《族事汇要》二册石印本，从中分析研究了何氏宗族管理的若干侧面（如经济运营、祭祠活动）以及何氏宗族与地方社会的关系诸问题；后者系范金民氏利用前人未曾引用过的碑铭材料，结合富有史料价值的《刘河镇记略》中的相关内容，从清前期刘河镇的豆船字号观察入手，试图推进清代海运贸易和江南经济的研究的尝试。原祖杰教授（四川大学）的《服饰文化与社会变迁：以明代服饰变化为中心》一文则提出服饰作为物质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阅读一个社会的密码，中国历史上通过服饰规则实现的社会控制、民族认同、性别差异与引领时尚的“消费革命”均可由服饰变化这个“多棱镜”得以折射，对其价值的认识应当重新估量。
其三，是对实物形态的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资料在历史记忆中可能承担的角色的探索。
此次会议的一个新的特点是由过去较为单一的从历史文献出发展开的讨论，发展为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家更多的积极介入，从而提供了通过实物形态构建“历史记忆”与“历史真实”之间的桥梁这一可能性。林梅村教授（北京大学）《元人画迹中的欧洲传教士》一文分析了最近在元人画迹中发现的元仁宗时欧洲教皇使者的行踪和一批相关史料，文中指出，元代画家任仁发当时在京城治水，奉仁宗之诏为远方来客作画，其原画虽未得以流传，但任氏后人的三份摹本尚存，画上有教皇派往中国的三位红衣主教的形象。元人画迹中欧洲传教士的发现，是研究元代中国与欧洲文化交流的又一条重要史料，可与文献相互比对。由于地利之便，此次参会的四川大学考古学者更是从实地调查所获的最新考古资料入手，对中国西南边疆地区和中原地区的若干历史文化遗存作了若干层面和不同角度的分析。其中李永宪副教授的《论西藏史前农作物的两个问题——以卡若遗存为例》，根据西藏东部昌都卡若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的动植物标本，提出了西藏史前时期农作物由粟类植物向青稞、小麦等麦类植物转化的发展谱系图，并且推测在卡若文化生业模式一千多年的历时性发展过程中，虽然一直存在着粟类作物的种植，但野生动物资源的利用仍有相当规模。霍巍教授的《中心与边缘：汉文化的扩张与变异——以乐山麻浩一号崖墓画像刻为例》通过对四川乐山麻浩一号崖墓石刻画像的分析，提出西南地区在接受汉文化主体影响的同时，也吸纳了来自更为边远地区（如中亚与南亚）的诸多文化因素，处于中原汉文化“边缘”地带的文化因素经过融炼发生变异后也可能反馈到“中心”，在两者之间形成文化的互动影响。霍宏伟博士的《隋唐洛阳东城形制布局的演变》比较分析了洛阳东城的形制布局及其变化，阐述了这一布局对于元、明、清三代洛阳城的深远影响。张长虹、吕红亮博士等发表的《中印边境考古调查记——以西藏后弘期大译师仁钦桑布为中心》一文公布了最新调查发现的中印边境11世纪左右的佛教遗迹，并由此证明藏族历史文献中对后弘期佛教大师仁钦桑布的有关记载可与考古材料相互应证，从而在神话与真实、历史与传承相互交织的大背景之下，追寻到西藏古老文明的脉络。
民族学和人类学在研究理路和范式上与考古学最为接近，石硕教授（四川大学）《神的居所：藏彝走廓中的碉楼——从民族志材料看碉楼的原初意义与功能》一文对青藏高原广泛分布的石砌碉楼这一历史文化遗存作了文化意义与功能上的探讨，提出与传统看法不同的新说，认为过去主流意见多认为碉楼的产生是古代战争中产生的防御性建筑，但其原初的意义则可能与“祭祀天神”或“镇魔”这一信仰体系有关。陈波博士（四川大学）《墙壁上的历史》对藏区村落神庙中不同色彩与装饰画被不同历史时期的人们重复覆盖这一历史现象入手，探讨了墙壁分区与历时涂抹、神庙作为村落“心灵的记忆”的若干内涵。
社会学家们则通过对若干文化遗存及相关社会现象的剖析展开论述。熊月之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从跑马厅到人民公园广场：历史变迁与象征意义》一文从一个实例出发，对上海跑马厅象征意义上的一再转变在思想史上的意义加以了探讨，认为尽管在执政党发生变化、政权发生更替这样的历史背景上出现巨大变革之中，在思想领域、意识形态方面仍然存在着明显的连续性，这一现象所反映的更深层次上的文化传承与历史记忆具有典型意义。张丽萍副教授（四川大学）的《中国西部的建筑奇观——中西合璧的华西坝近代建筑群》则以大量建筑实例介绍了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之下，一批成都的古老建筑如何成为文化古城成都的标志性建筑。
10月18日晚，与会部分代表在参观考察途中于著名世界文化遗产所在地峨眉山继续召开“文化遗产与历史记忆学术座谈会”，将学术讨论进一步引向深入。
学术座谈会上，因故未作大会讲演的张信刚教授（香港文化委员会主席、前香港城市大学校长）率先发言，针对与会代表中对目前大陆流行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这一口号的反论提出不同看法，他认为，虽然过分强调经济主导的观点有失偏颇，但是也不能否认经济动力对于文化发展的推动作用，经济目的的驱使在历史上常常成为人们最为本原的动力。以著名的“丝绸之路”为例，如果没有丝路商业贸易和粟特商人这样的队商长年往来在这条通道上，很难想象仅仅只靠一批以传播佛教为目的的僧人（包括著名僧人唐玄奘 ）就能踏出这条路来。所以他强调：“如果没有强大的经济基础，文化传承也将失去依赖”。在具体的文化遗产保护问题上，他列举了埃及、土耳其等国在进行旅游业开发与文化遗产保护方面所面临的困境。一方面，经济要发展，官员们也要出政绩，但令人苦恼的事情是开罗、伊斯坦布尔这些著名的古城下面只要动动土，就一定能够挖出东西来，地方长官的职责又不能仅仅是进行文物保护，所以难免有时就会顾此失彼。而本国知识分子对民族文化保护的呼声又特别强烈，时常会对政府提出尖锐的批评。但知识分子的力量还不够强大，埃及传统手工业在这种形势的冲击之下已经濒临失传的边缘。而中国目前则有一些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例如香港将古物古迹分成甲、乙、丙等不同的等级采取“分级保护”的作法，成都“锦里”将传统的民间手工艺加以集中保护的作法，都可以说是一些成功的尝试。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焯然教授发言认为，对于文化遗产保护的问题现在各国都很重视，但随之而来也带来了一个新问题，即有的地方强调保护过了头，一些不必要加以保护的东西也不能动，如香港中环的擺花街就是一个例子。他随即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对于文物的保护，究竟到什么程度才是适度的？既不能盲目破坏，也不能过了头。张隆溪教授（香港城市大学）赞同这一观点，他认为，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上，“知识的傲慢”也是不足取的，也不能什么古物都不能动，不能保护得过了头，应当根据具体情况加以具体分析，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
郑培凯教授也提出，有必要提出在当前实施文化遗产保护规划中采取分程度、分级别、分层次的“梯次保护”策略。他同時指出，探討文化遺產保護問題，必須區劃“原則性”、“策略性”、及“現實性”的分界。學者慣於探討“原則性”，在認知架構上作文章，能夠清楚辨明經濟發展與文化遺產保護的辯證關係，甚至可以提出兩者之間如何找到平衡的理論基礎。當學者關注具體的政策或參與法規制定時，探討的範疇就涉及了社會及政治的錯綜複雜情況，必須把抽象的原則放到具體的情況中，思考“策略性”可行的方案，盡量規劃得合情合理。但是，目前中國在經濟急速發展的過程中，我們還面對了“現實性”的問題，這就是以發展為名，以賺快錢與立刻創造管治業績的“文化搭台，經濟唱戲”。即是在當前中國快速發展的歷史時刻，在現實中發生了經濟與文化的衝突，更具體的說，就是經濟發展要破壞層級很高的文化遺產的時候，有不少地方執行官員與發展商認定了經濟發展為主導，文化或文化遺產為次要，在法規尚未清楚制定的灰色地帶，運用手中的權力，為當前的經濟利益而一意孤行，剷除消滅文化傳承的痕跡。作爲學者，作爲只有微弱學理聲音的弱勢團體，大聲疾呼雖然不能完全阻止官商勾結對文化的破壞，不能撼動權力結構執行錯誤政策的決定，但是，至少要发出反對的聲音，藉著輿論的呼籲，減少其胡做非為的行徑。
大陆学者对城市大学三位教授的发言也给予了积极回应。南京大学范金民教授举出江南地区一些著名古城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得”与“失”的生动事例来说明“决策科学”的重要性，如无锡本来就是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但过去在保护旧城方面并不十分重视，造成了一些不该有的破坏。后来为了“申遗”，又不得不由政府投入大量资金、花了高昂代价来进行旧城区的保护与建设，走了一段不该走的弯路。而南京从政府到民众“全民保护”的意识非常强烈，为了维护明南京城墙，仅三年间从民间就回收了旧城墙砖达7千多万块，现在的南京城墙护城河一带的规划保护也很成功，“六朝古都”南京城更显示出她的古老和美丽。四川大学原祖杰教授对经济与文化的互动关系从历史上成都的发展也举出例证，他认为，汉唐时代的成都之所以能够成为当时中国著名的城市，是同这座城市高度发展的封建经济分不开的，没有强势的经济发展，便不可能有成功的文化建设。经济发展得越好，文化遗产也才可能保护得越成功。
复旦大学王振忠教授、南京大学范金民教授、北京大学林梅村教授都是第一次作客成都，在座谈会上，他们还谈到对成都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第一印象。王振忠教授说，从江南到成都，景观变化很大，没想到成都这么大，街道这么宽，自然景观也非常独特，环境处在从西北高原到江汉平原的过渡地带。成都的人文历史悠久，文化遗产丰富，值得今后在这里开展更深入、更广阔的综合研究。范金民教授也认为，成都从文化遗产保护的实际效果上看是成功的，许多文物古迹得到妥善的保护，城市的文化景观也十分协调。这次虽然只是“跑马观花”，但留下的印象却是美好的。他对大会发言中许多来自四川大学的学者开展的地域特点十分鲜明的区域性研究也表示认同。林梅村教授则从中外文化交流的角度谈到成都的重要历史地位，汉代大史学家司马迁在其不朽名著《史记》当中，便记载有蜀的商人将成都的特产“蜀布”、“邛竹杖”私营贩卖到大夏（今天的巴克特里亚一带），张骞出使西域得到这个信息之后，促成了汉武帝经略西南边陲，成都一跃成为丝绸之路“河南道”、“青海道”上的始发重镇，意义极为重大。汉代在成都设立有“蜀郡工官”，成都制造的蜀锦、漆器曾经远销海外，来成都的胡商也留下来很多文献和考古学上的线索，今后应当从文化遗产保护的角度来开展深入研究。
作为主办者之一的李焯然教授还谈到了他此行参加第四届年会的一个强烈感观：过去第一、二届年会的与会代表主要是从文献、文本的层面来进行研究讨论，从第三届年会开始，象林梅村、霍巍教授这样一些考古学家被吸纳到研究队伍当中，对于以图像和实物形态来复原历史记忆提供了新的范式。此次年会上，考古学、民族学、旅游观光学等学科有更多的学者加入其中，他们各自的研究对于重构和解读历史记忆都十分生动鲜活，这是一个很好的发展趋势，他希望今后能有更多的学科能够参与到研究当中来，使大会的这个主题“文化传承与历史记忆”从更为丰富的层面得以深化。
大会和座谈会的主持者郑培凯教授最后总结说，昨天的大会和今晚的座谈会上大家所讨论的许多问题在当前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这个重大课题上都是具有前瞻性的，归纳起来，尤其是在以下三个方面为今后的研究与实践都提出了具体的方向：其一，是如何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问题；其二，是在当前实施文化遗产保护规划中如何采取分程度、分级别、分层次的“梯次保护”策略问题；其三，是如何将政府官员、专家学者的意见加以整合协调，形成“共同意识”的问题。他期待下一次会议能够在著名历史文化名城南京或者代表中国现代化标志的上海召开，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赞同。
整理执笔者：霍巍
2007-1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