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巴蜀学人在儒家文献“典范”转换中的实践及成就
舒大刚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古籍研究所，成都，610064）
儒学是以经典传授与经典诠释为主要形式的学术流派。自从孔子纂定《六经》并用之教学以来，儒家的经典教育与经典传习就成了儒家学派启蒙、益智、明心、论理，甚至安身立命的重要形式。中国思想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也在对这些经典的解读和新释中，得到了继承和创新。班固所谓“儒家者流，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的学术特征，也就由此而形成。儒家学人传诵和研习经典的文献资料，构筑起了“四部”分类中高居首座的“经部”，而“经部”诸书又是围绕着“六经”或“十三经”等元典的阐释来展开的。
儒家文献由“六经”而“七经”，由“七经”而“九经”，再由“九经”而“十三经”，是一个不断扩展和更新的过程。围绕儒家经典的诠释而衍生出的各类“传”、“注”、“疏”、“训诂”、“章句”等文献，又构成了洋洋大观的“经部”文献。“经部”与其他三部文献一样，是中国思想的源泉和渊薮，也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宝库。
在儒学文献（特别是儒家经典文献）体系的形成和结集过程中，历代巴蜀学人曾经参与其中，常常以自己特有的文化视角和气度恢宏的包容精神，对儒学文献的扩展（特别是对儒家经典典范体系的形成）作出过不朽的重要贡献。
具体来讲，汉代文翁及赵典等人曾使儒家经典实现了从“五经”到“七经”的扩展；五代毋昭裔等人兴刻“蜀石经”又使儒学经典实现了从“九经”到“十三经”的定型；近代廖季平，严分“今古学”，又欲将儒学经典从《十三经注疏》向《十八经注疏》推进。随着这些典范体系的转换和更新，在历史上曾经掀起过儒学发展新方法或儒学研究新进境的改革，甚至曾经迎来过下一个崭新的儒学发展新高潮的到来。这无疑是儒学史研究的重要现象，也是经学史研究中不可忽略的重要话题。
可是，由于巴蜀地区固有的封闭状态，以及巴蜀学人传统的隐居自闭的性格，使这一事实事不大为外界所知，至于对这一贡献的学术意义作深入研讨，则更是闻所未闻。这是学术史研究中不应该出现的空白，也是巴蜀学人缅怀自己乡邦先贤业绩时所不应该忽略的事实。笔者不揣谫陋，愿揭此义，以与众位学人共商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