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跑马厅到人民公园人民广场：历史变迁与象征意义【1】
熊月之
（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 200020）
〔摘要〕 上海赛马在1945年停止，以后关于禁止赛马、改变跑马厅功能的舆论持续了很长时间，1951年尘埃落定，跑马厅被改为人民公园人民广场。关于跑马厅功能改变的过程，张宁博士已经作了详尽的研究，本文主要从思想史角度，说明随着跑马厅自身功能的变化，随着时代思潮的变迁，跑马厅的象征意义一变再变，起初是比较单一的休闲场所，后来变成骗财害命的赌场、歧视华人的场所、帝国主义炫耀武力的地方，变成众恶丛集的魔鬼象征。改变跑马厅的呼声与反对帝国主义、收回租界、向往文明、向往民主的斗争一起高涨。从1930年代至1950年代，尽管执政党发生变化，政权发生更替，但是思想领域、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着明显的连续性。
1934年，上海《新中华》杂志以《上海的将来》为题征文，收到百余篇。其中，哲学家李石岑（1892-1934）预言：不久的将来，上海租界必然收回，那时候最繁荣的地方，仍是南京路一带，不过，一些设施的功能改变了，名称也改了：
最惹人注意的是跑马厅改为“人民公园”之一，成为人民集会的重要场所。……环跑马厅一带高楼大厦，如华安保险公司、外国青年会、四行储蓄会之类，均将改为各种博物馆、纪念堂、研究院等重要文化机关。【2】
另一位叫潘仰葊的先生写道：未来的上海，市中心将有中央大公园，各地随处有小公园及儿童游乐园，马路上广植树木，青葱满目，一些地方会有明显变化，最突出的是，“上海跑马厅建一大图书馆，可容二万人，计二十二层，与四行储蓄会望衡对宇”。【3】
一个预言跑马厅将被改为人民公园，一个预言跑马厅所在地将建一图书馆。1949年以后，果然如李、潘所料，跑马厅被改为人民公园、人民广场，周围多为博物馆之类设施，跑马厅大楼在很长时间里确实就是上海图书馆。
李、潘并不是算命先生，也不是手握大权的上海行政领导，他们在十七八年以前所说的话为什么那么灵验？
本文就从思想史的角度，探讨从跑马厅到人民公园、人民广场这一历史变迁背后的意义象征。
起初是休闲场所
上海先后有三个跑马厅，相继建于1850、1854、1862年，迭相更替，面积越扩越大，方位越来越向西。
与赌博联系在一起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期，赛马被与赌博联系在一起。根据邵建的研究，早期赛马仅仅是体育娱乐活动，没有与赌博挂钩，马赛经费包括奖金主要来自跑马总会的会费收入和洋行公司赠款。上海跑马总会实行会员制，只有会员才有资格参加赛马。有些项目的骑手还必须为参赛交纳一定费用，赛马胜出骑手会得到一定奖金。所以起先赛马仅仅是体育娱乐活动。
歧视华人的典型场所
跑马厅从一开始，便与歧视华人密切相连。跑马厅创建伊始就禁止华人入内看台观看比赛，除了跑马总会雇佣的马夫和杂役之外任何华人都不得入内。他们还禁止跑马场周围的华人居民在房子上任意开设窗口，规定面向马路的一面墙可以开设窗户，其它三面—律禁止。
跑马厅对华人的禁令，是在汪伪时期改变的。其时，日本虚伪地表示对中国人亲善，取消英美时代的禁令，华人于是得以进入跑马厅。
帝国主义炫耀武力的地方
跑马厅中央场地，是租界最大的准公共广场，是殖民主义者公共政治活动场所，也是帝国主义炫耀武力的地方。每逢美国国庆、英国女王加冕、寿辰，外国重要军政人物来访，租界照例要举行阅兵活动，其地点总是在跑马厅。
收回是大势所趋
20世纪前五十年，是帝国主义在全球扩张、争斗、厮杀的五十年，也是民族主义在全球迅速高涨、蓬勃发展的五十年，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成为追求解放、追求民主、追求光明的时代最强音。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随着时间的推移，功能的变化，跑马厅的形象，便由先前比较单一的休闲运动场所，逐渐演变为赌博销金的魔窟、歧视华人的典型场所、帝国主义武力的炫耀场所、殖民主义权力的象征场所，成为上海最大的恶的象征。
抗战以后的收回舆论
抗战胜利以后，中国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胜国之一，国际地位显着提高，租界被收回，改变跑马厅的时机来临了。
1945年，就在抗战即将胜利时刻，跑马厅发生一起特别的政治事件，即悬挂国旗和撕扯国旗事件，进一步增强了跑马厅的政治象征意义。
历史的间断性与连续性
1949年5月27日，国民党在上海的政权被推翻，共产党接管了上海。政权更替，上海在意识形态、城市功能、道路名称等很多方面都发生了重大改变，如“中正路”命名的道路被分别改为延安路、瑞金路，“林森路”被改为淮海路，“其美路”被改为四平路，其改名规则往往有对着干、正相反的意味。但是，对于禁止赛马、收回跑马厅的观念与1949年以前如出一辙，有着明显的连续性。1951年8月27日，上海市军管会正式下令收回跑马厅土地，改建成人民公园和人民广场。
由上述可见，赛马在上海一开始只是比较单一的娱乐场所，上海社会的反映也比较平静，以后，随着跑马厅自身功能的变化，随着时代思潮的变迁，跑马厅的象征意义一变再变，变成骗财害命的赌场、歧视华人的典型场所、帝国主义炫耀武力的地方，变成众恶丛集的魔鬼象征。改变跑马厅的呼声与反对帝国主义、收回租界、向往文明、向往民主的斗争一起高涨。从1930年代李石岑等人的预言，四十年代“小学生”、“岳云”、《文汇报》、《申报》的议论，至1950年代的最后易名，可以看出，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着明显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没有随着执政党的变化、政权的更替而变化。
From Racecourse to People’s Park and People’s Square: Historical Change and Symbolic Meaning
Xiong Yue-zhi
（Shanghai Social Science Academy, Shanghai 200020）
In 1945, horseracing in Shanghai halted. Since then, public controversy over the ban on horseracing and change of the function of the racecourse has sustained for a considerable period of time until 1951, when the racecourse was confirmed to be converted to People’s Park and People’s Square. Dr. Cheung Ning has already made detailed study about the process of conversion of the function of the racecourse. This essay mainly illustrates from an intellectual perspective, with the alteration of the function of the racecourse itself and the change of thoughts of the time, how the symbolic meaning of the racecourse has transformed over and over. At first, the racecourse was relatively unique as a venue for recreation, later it became a gambling spot sucking people’s wealth and life, a place discriminating against Chinese and where imperialism displayed, turning itself into a devilish symbol concentrating sinful beings. The voice to reform the racecourse surged with struggles protesting imperialism, demanding the return of foreign settlement area and forwarding civilization and democracy. From 1930’s to 1950’s, although there occured changes to the ruling party and change of hand of political power, continuity apparently remained in the intellectual and ideological domains.
【1】关于上海跑马厅的研究，有徐葆润：《跑马厅掠夺国人土地纪略》，《旧上海的房地产经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程泽庆：《跑马幌子下的种种罪恶》，《20世纪上海文史资料文库》，第10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358－365页；邵建《跑马场与近代上海社会》，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2003年硕士论文；白玉琼：《从跑马厅到人民广场：上海城市公共空间的艰难历程》，分别从跑马与赌博、跑马与社会、跑马厅的空间意义等方面作了研究。张宁的《从跑马厅到人民广场：上海跑马厅收回运动》，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5年第48期，第97-136页，利用丰富的档案资料，对跑马厅的变迁、收回、跑马厅演变为人民广场的经过，作了深入研究。关于三个跑马厅租地经过，跑马厅的面积，《上海房地产志》的《跑马厅易地经过》一文，据《上海道契》、《北华捷报》等资料，梳理得相当清晰，见上海房地产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房地产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505-509页。
【2】 《上海的将来》，新中华杂志社，1934年，第72-73页。
【3】 《上海的将来》，新中华杂志社，1934年，第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