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第1期成果简报
   


本所石硕教授承担的基地重大课题申请鉴定


  近期,由我所石硕教授承担的01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课题《藏族族源与川滇西部及藏东古文明研究》提出鉴定申请。本课题拟出版的最终成果为专著《藏彝走廊的文明起源与民族源流》,该著作在学术上的创新与突破主要体现于以下四点:第一,首次对川滇西部及藏东亦即藏彝走廊地区的文明起源与民族源流作了系统、整体的梳理与研究;第二,在藏缅语民族起源问题上取得了新的突破;第三,在藏族族源与藏彝走廊地区古文明渊源关系的研究上取得了重要进展;第四,在研究角度、方法上有所创新和突破,为认识藏族族源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与视野。本成果对于重新认识藏彝走廊地区文明起源与藏缅语民族之源流及系统、重新认识藏族族源及与藏彝走廊地区的关系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与贡献。
  此外,项目已出版有主干学术成果《康巴历史与文化》(林俊华著,天地出版社2002年)、《纳西族与藏族关系史》(赵心愚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藏彝走廊:历史与文化》(石硕主编,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等学术专著。《纳西族与藏族关系史》运用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民族志资料和作者近年来在纳西族地区进行调查获得的第一手资料,对纳西族与藏族的族源和7~20世纪初的历史关系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学术观点。
  2003年11月,围绕课题负责人承担的教育部基地重大课题,在成都召开了全国性“藏彝走廊历史文化学术讨论会”,这是全国首次以“藏彝走廊”为主题的学术会议,是对“藏彝走廊”概念之学术意义与科学内涵的发现与推广,并在全国范围有力推动了对藏彝走廊(川滇西部及藏东)区域的研究。此次会议共收论文20余篇,分别从民族学、人类学、民族史、语言学、考古学、生态学等不同的学科领域和角度对藏彝走廊的历史文化现象作了或宏观或微观的研究,是对藏彝走廊开展跨学科综合研究的一个尝试。《藏彝走廊:历史与文化》共收集了此次会议的论文20余篇,作为本项目一个基础性、综合性成果,大大扩展了本项目研究的社会影响及社会效益,也使本项目研究的学术意义和价值得到充分展示与传播。
  除专著外,课题组主要成员还在《民族研究》、《中国藏学》、《西藏研究》等CSSCI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18篇。

 

本所投标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两项获准立项

  本所投标的04-05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获准立项两项,分别为冉光荣教授主持的《川滇毗邻藏区社会经济变迁与发展研究》和霍巍教授主持的《近十年青藏高原吐蕃考古材料综合研究》。
  《川滇毗邻藏区社会经济变迁与发展研究》拟运用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以及历史学等学科知识,借鉴及利用国内外最新的科研成果及研究方法。以田野调查为主,辅以档案、文献等资料的搜集及利用,采取随机抽样、聚类抽样等问卷形式;进行跨学科、多领域、交叉综合研究。一要充分利用现有文献及考古资料,对民主改革前的历史尽可能进行较为详实的追溯。二要考察民族改革前的文化传统、宗教信仰、生活习俗等方面的内容。三,关于社会经济,对农业、手工业、商业等除作面上的叙述外,还要从经济变化中探讨藏区社会的变化;更要关注本区与其他地区间的经济交往关系。四,关于民族改革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变化特别是经验教训进行客观、科学地总结。
  《近十年青藏高原吐蕃考古材料综合研究》拟紧密围绕吐蕃考古这一中心,首先以时代为纵向座标、以地域为横向座标对近十年来新出土的各类考古材料开展分门别类的整理,对其年代、分布、文化面貌、文化交流与传播、学术价值与意义等问题进行系统地梳理。在此基础上开展综合研究,对其中所涉及到的有关问题开展深入细致的分析与比较,以丰富翔实的考古材料为基础,将其与汉、藏文献材料相应证,较为深入地剖析吐蕃文化从其产生、发展直到衰亡的全过程中考古学资料所反映出的各个方面的文化面貌;通过各专题之间内容的有机联系,形成较为综合、系统的历史框架,以构建和复原吐蕃时代不同社会层面在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方面的基本样态,客观地认识藏族先民对于今天“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的形成所作的历史贡献,达成本课题最终的研究目标。

我所获准2005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项

  200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评审工作经过各地各部门初筛、双向匿名通讯评审和会议集中评审等程序,最后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评审立项最终结果已经确定。我所石硕教授的“藏彝走廊”地区民族互动与文化发展”获准立项重点项目。

我所石硕教授赴甘孜藏族自治州石渠县考察


  2004年10月,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副所长石硕教授、西南民族大学杨嘉铭教授、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李星星研究员一行三人,应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石渠县的邀请,前往位于青、川、藏交界处雅砻江源头地区的石渠县考察其民族文化及旅游资源。此次考察过程中,在距县城呢呷镇东北约70公里处大草原深处的阿日扎乡境内,发现了一座在藏区极为罕见的嘛呢石经城,当地称俗称“松格嘛呢”。这是一座用上千万甚至上亿块刻满佛教经文、六字真言和各种佛像的石块垒砌起来的嘛呢城。整座城呈一长方形。东西长73米,南北宽47米,城的外墙高度约为9米,城的中心主体部分的最高点为14米。在城墙四周的外墙上开有一排排重重叠叠看上去像无数“窗口”的神龛,神龛内大多放置着各种雕刻精美的彩绘石刻佛像与神像,有浅浮雕,也有线刻,雕刻技法极为精美,佛像和神像的种类繁多,且千姿百态、神态各异。城内同样开有无以计数的神龛,均供奉着各种雕刻精美、神态万千的石刻佛像。松格嘛呢石经城堪称是一座草原上的佛教石刻艺术博物院。整座松格嘛呢石经城没有任何框架作支撑,也没有使用任何粘和剂,完全由嘛呢石刻堆砌而成。据对石经城的初步考察,该石经城与格萨尔有密切关系,在松格嘛呢石经城正面中央最显著位置的神龛中,供奉有格萨尔王神像及其三十员大将所彩绘石刻像。据当地传说,该石经城是为缅怀格萨尔王而建,并传说该城是始建于格萨尔王时代。由于规模如此之大的嘛呢石城在藏区还是首次发现,其价值和意义非同寻常,所以,考察结束后,石硕教授在《四川文物》2005年1期发表《雅砻江源的奇观:松格嘛呢石经城》一文,对松格嘛呢石经城的具体面貌、内涵及其在藏区的宗教、文化、艺术等方面的意义与价值作了较全面的介绍。石硕教授在文中写道:“嘛呢石刻是藏区一种独特的文化,有着异常古老的起源,它与藏地先民远古时代对石的崇拜以及佛教传入以前的苯教信仰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今天藏区嘛呢石刻虽与寺庙文化已有一定联系,但它主要属于一种民间信仰系统,是生存环境较恶劣的藏区农牧民较自由地表达信仰的一种民间化途径与方式。特别在辽阔的牧区草原上,因寺庙稀少且距离遥远,嘛呢石刻即成为牧区民众表达和实现信仰的一种主要方式。在与石渠县相邻的青海玉树、西藏昌都地区北部以及整个藏北牧区一线嘛呢石刻文化均极为发达。笔者曾沿这一线作过考察。尤其在昌都和藏北一带,许多嘛呢石刻的年代相当古老,可达吐蕃时代,有些嘛呢石刻堆砌的规模和范围也极大。但可以说在整个青藏高原藏区,目前还尚未见到过像松格嘛呢石经城这样完全用嘛呢石刻垒砌起来的一座完整的城。所以松格嘛呢石经城无异是藏区嘛呢石刻文化的一个特例,一个登峰造极的极致,也是一个举世无双的文化奇观。它在宗教、艺术、建筑乃至民俗文化方面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甚至,从某种意义说,它也具有世界意义与人类价值。
  在午后的阳光下,松格嘛呢石经城静静地立在草原上。一些牧民手持平转经筒、口中念着六字真言缓缓地围着石经城作顺时针旋转。其中也有一步一拜的嗑长头者。据说每年来此朝圣除石渠县各地的牧民外,也有来自邻近的西藏、青海和四川藏区各地牧民。由于草原过于开阔的缘故,整座城看上去并不雄伟、高大,但每每想到这是一座用一块块一一凿地刻满经文和佛像的石片、石块在千百年来的漫长岁月中逐渐垒砌起来的城,你就不得不为生活在高原艰苦恶劣环境中的人们具有的信仰力量和坚韧、执着的精神所感动和叹主服(这事实上体现了一种属于人类的精神力量),也不得不被它后面深邃的文化内涵所吸引。
  嘛呢石刻是藏区一种独特的文化,有着异常古老的起源,它与藏地先民远古时代对石的崇拜以及佛教传入以前的苯教信仰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今天藏区嘛呢石刻虽与寺庙文化已有一定联系,但它主要属于一种民间信仰系统,是生存环境较恶劣的藏区农牧民较自由地表达信仰的一种民间化途径与方式。特别在辽阔的牧区草原上,因寺庙稀少且距离遥远,嘛呢石刻即成为牧区民众表达和实现信仰的一种主要方式。在与石渠县相邻的青海玉树、西藏昌都地区北部以及整个藏北牧区一线嘛呢石刻文化均极为发达。笔者曾沿这一线作过考察。尤其在昌都和藏北一带,许多嘛呢石刻的年代相当古老,可达吐蕃时代,有些嘛呢石刻堆砌的规模和范围也极大。但可以说在整个青藏高原藏区,目前还尚未见到过像松格嘛呢石经城这样完全用嘛呢石刻垒砌起来的一座完整的城。所以松格嘛呢石经城无异是藏区嘛呢石刻文化的一个特例,一个登峰造极的极致,也是一个举世无双的文化奇观。它在宗教、艺术、建筑乃至民俗文化方面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甚至,从某种意义说,它也具有世界意义与人类价值。
  石硕教授的论文发表后,这座位于草原深处的石经城开始引起学术界、文物考古部门、社会各界及传媒的广泛关注与重视。目前,不但使松格嘛呢石经城申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工作开始正式提上日程,而且在今年7月,北京故宫博物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央电视台10频道还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一道,共同组成一支综合科学考察队,专程赴石渠县对松格嘛呢石经城进行了更为详致的考察。目前,松格嘛呢石经城——这座位于雅砻江源草原深处的罕见的宗教文化遗产、佛教艺术瑰宝库正在逐渐揭开其神秘的面纱,越来越为世人所了解和认识。

我所李永宪副教授访问香港中文大学并做讲演


  本所专职研究人员李永宪副教授于2005年6月23日访问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并做了题为《西藏史前考古新进展》的讲演。

  西藏高原为喜马拉雅山脉、昆仑山脉和唐古拉山脉所环抱,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被称为“世界屋脊”。是世界上最大、最高的高原,地形复杂多样,大部分地区气温低温差大,空气稀薄气压低,氧气含量少,日照多辐射强。人类自旧石器晚期以来,已经拓殖西藏高原并创造了独特的高原文化。发现揭示吐蕃以前的西藏本土文化面貌及其与周边文化的互动是西藏史前考古学的要旨。
  西藏考古学肇始于20世纪初期的探险活动,如俄国人罗里赫(J. N .Roerich)、意大利人杜齐(G. Tucci )、日本人河口慧海等、英国人黎吉生(H. Richardson)、意大利人奥夫施莱特(P. Aufschnaiter)与哈雷(H. Harrer)。就史前考古而言,以罗里赫和杜齐的工作最为重要。中国学者自1950年代中期由北大宿白、文化部王毅等开展西藏文物调查调查以来,中科院青藏高原科考队、西藏文管会、中央民大(王恒杰)、四川大学等机构先后在西藏开展考古工作。这当中经过发掘的史前遗址有昌都卡若新石器遗址、拉萨曲贡、贡嘎昌果沟新石器遗址。
  1995年以来,西藏文物局联合四川大学、陕西考古所、中国社科院考古所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工作。其中以皮央东嘎遗址调查与发掘、青藏铁路考古调查以及象泉河流域考古调查发掘为较大型的考古项目。发现了一系列重要的史前遗址如皮央?东嘎遗址V区墓地、丁东居住遗址、扎囊县邦嘎新石器遗址、羊八井加日塘遗址等。
  大体而言,1990年代以来西藏史前考古的主要进展,可概括如下三点:第一,基本建立西藏史前期的考古学时段序列;第二,划分出西藏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不同类型;第三,对“早期金属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内容有更多认知。根据目前的认识,西藏史前考古学时段可初步划分为旧石器时代晚期(40,000~10,000BP)、新石器时代(5500~3000BP)、早期金属时期(3000~1400BP)。
  历年各种科考和考古调查中,打制石器地点的分布已经遍布西藏全境,海拔高度高达5000米。对这类地表采集石器目前缺乏年代判定惟有根据石器类型和采集地点的沉积环境这两个间接的断代方法,争议不少。大致而言,目前的证据显示其不会早于旧石器时代晚期。最近,Brantingham提出的三级跳模式,强调现代人从青藏高原东北部进入的可能性,但新近西藏西北部的发现提示,人类拓殖青藏高原的路线仍具其它可能性,今后需要密切注意克什米尔地区、波它瓦高原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动向。
  西藏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可分为以下几种经济类型,高原狩猎类型以西北高原石器地点为代表,年代约在5300—4000BP;农耕兼狩猎类型,以藏东昌都卡若遗址为代表,年代约4000—3000BP;农耕兼畜养、狩猎类型,以拉萨曲贡遗址为代表,年代约3500—3000BP;农耕兼畜牧类型,以昌果沟、邦嘎遗址为代表,年代在3000BP;游牧类型以藏北加日塘遗址为代表,年代约3000-2000BP前后。
  西藏早期金属时代的文化遗存主要可粗略分为以下几类:分布于西藏西北地区的石丘墓、岩画、列石,年代约3000—1400BP;分布于西藏东部地区的石棺墓及以双耳大口罐为代表的遗存,年代约3500—2000BP;分布于西藏中南地区的石棺墓及以圜底小口罐为代表的遗存,年代约3000—1400BP。
西藏史前考古仍然处于起步阶段,经过科学发掘的遗址仍然嫌少,年代序列缺环较多,文化面貌尚待进一步廓清。今后在西藏地区开展区域性的调查发掘极其必要。

 

Copyright Zangx team 2000-2007 All Rights Reserved2007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