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0月22日晚7时，故宫博物院宫廷历史部研究员张雅静在四川大学望江校区中国藏学研究所第一会议室以“梵汉文殊之图像及其流变”为题，发表了一场十分精彩的学术演讲。讲座由张长虹研究员主持，杨清凡博士进行评议。本场讲座系四川大学“大吉青年藏学家系列学术讲座”第四十四场，吸引了众多师生到场。

（图中左侧为主持人张长虹研究员，右侧为主讲人张雅静研究员）

   张雅静研究员在整理故宫佛像档案时发现梵宗楼一层的主像，仅有“铜胎文殊菩萨一尊”的文字记录，并无详细记载。该像呈轮王坐姿，左腿如结跏趺坐平放在台座上，右腿屈膝弓起，脚踏莲台，与台座表面呈九十度角，左手撑按台座，右肘搭在右膝上，姿态放松自然，面容微怒，眉心有第三眼（张雅静：《清宫梵宗楼文殊像考》，《故宫博物院院刊》2019年6期）。其与汉地文殊形象差异极大，既不属于印度文殊像，也不是藏地文殊像，并不常见。为探析此像出现于皇家佛堂的原因，张雅静研究员着手梳理了印度佛教中文殊像的产生及其流变，希望能从风格和图像学两方面找到答案，并且把研究目光拓宽到了文殊像汉化的相关问题上。

   张雅静老师认为印度是佛教的故土，我国佛教艺术中的许多佛教图像都受到了印度佛教的影响，理应先从梳理印度佛像入手，探究印度文殊像的特征与流变。文殊菩萨是佛教中诸佛智慧的象征，而智慧在佛教中又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考古发现来看，印度早期佛教造像中尚未发现可以确定为文殊菩萨的造像，而观音、弥勒像出现较早且存世较多，常见于公元2世纪犍陀罗和马土腊造像中。但是文殊的形象一经现世，就一直很受欢迎，即使是发展到后来的密宗时代也依旧盛行，藏传佛教中有很多文殊像，格鲁派的创始人宗喀巴也被认为是文殊菩萨的化现。

（讲座现场）

   文殊菩萨的梵文名称很多，大乘佛教初期的马鸣菩萨，以及龙树菩萨与其弟子圣提婆的著作中，不见文殊菩萨之名。在早期大乘经典《阿弥陀经》《无量寿经》以及《法华经》当中，文殊菩萨以“文殊师利法王子”之名出现，后来成为菩萨当中的重要一员。东汉所译佛教经典《道行般若经》和《阿阇世王经》中都出现了文殊，说明在印度，文殊之名至迟在公元2世纪之前已经出现。在《大方广佛华严经》等经典中，文殊被称为文殊师利童子。文殊的名字虽然在佛经中出现较早，但直到唐代，汉译佛经中才出现对文殊相貌的描述，多为金身的童子形象。值得一提的是，菩提流志在《文殊师利法宝藏陀罗尼经》把文殊的形象描述为骑乘金孔雀的童子形象，被奉为战神，这种战神形象是非常少见的。

   张雅静老师指出，印度能够确认的文殊像，最早较多出现在埃罗拉石窟，姿态多样，有立姿也有坐姿，或作为单尊像，或作为八大菩萨中的一员。文殊菩萨造像从9世纪前后的波罗王朝开始大量出现，相邻的奥里萨地区也有一些遗存。早期的文殊像，其特征主要体现在发式、颈饰和持物几个方而。总的来说，早期文殊造像的个性相对明显，体现童子形象的三髻垂发出现频率较高，项圈上的牙状“虎爪”装饰以及方圆组合的饰物较为常见，装饰通常显得简素，手持物为优钵罗（梵文Utpala，还被译为邬钵罗、优婆罗、青莲或蓝莲，即蓝色的睡莲），优钵罗花上或有经书。11—12世纪的文殊菩萨像，密教色彩更加浓郁，多臂像出现频率增加，装饰繁复华丽。这一时期的文殊造像，最明显的倾向是程式化，这也是波罗晚期造像的整体趋势。此时的文殊造像多头戴宝冠，发型和饰物与其他菩萨包括印度教造像的饰物趋同，早期常见的三髻垂发和具有特征的颈饰出现频率降低。由于个性化的饰物以及发式逐渐变得不明显，文殊手中的持物成为识别其身份最有效的方式。

张雅静老师在介绍文殊手持物时补充道，印度造像中文殊手持物为优钵罗（睡莲），观音手持物为钵头摩（荷花），弥勒手持物为龙华树的花，区分十分明显。因为印度水生植物丰富，工匠深谙其异。而在汉地和藏地佛像中，文殊持物往往是荷莲混用的，工匠只能凭借佛经中的记载以自己的理解进行描绘、刻画，或者根据流传的粉本来塑造佛像，难免出现混淆情况。这是由于图像有文字不可替代的直观性，无论文字描述得多么详尽，都具有抽象性，所以在进行图像分析研究时，要注意文献和图像之间的先后关系，不能用晚期文献套用早期图像，更不能用印度的标准去辨认汉地、藏地的佛教图像。

   张雅静老师接着讲到，汉传佛教美术中的许多尊神形象来源于印度，但文殊是个特例。从现存实际作品来看，汉传佛教美术中文殊像的出现要远远早于印度，并且从出现伊始就表现出强烈的中国化特色。从现存实物来看，汉地文殊菩萨形象的出现，伴随着《维摩诘经》的流行。汉传佛教中的文殊像，在出现伊始并非佛龛中的主尊，常出现在主尊周边，与维摩诘一起构成对坐说法之内容，提示了《维摩诘经》的流行，作为佛教故事装点背景。这一题材在佛教造像当中流行于北朝，少见于唐代。原因之一，大概是由于造像形制的变化。北朝多见大型造像碑，内容丰富，需要多种佛教故事或场景作为装饰，而唐代盛行单体雕塑，不需要过多的背景和故事作为陪衬。

   维摩诘与文殊之形象少见于唐代，很大原因是唐代中原地区的大量绘画真迹未能保存下来。在敦煌莫高窟,维摩诘与文殊对坐说法之题材从西魏前后开始出现，至隋末唐初，维摩诘变相的绘制走向成熟。文殊与维摩诘对坐说法之形象与题材，最早并不流行于西域，而是集中出现在以中原为中心的区域，这种汉传佛教独创的图像，从中原至敦煌，传播上有时间差，这或许也是敦煌在中原之后才盛行文殊与维摩诘题材的原因之一。唐代的密教经典中，还记载了千手千钵文殊，其图像见于敦煌壁画。这种文殊像较为特殊，也有一些研究成果公诸于世，但其来源等问题还有待更多的研究。到了西夏与元代，传统的汉式文殊在五台山等地依然被继承和保存，但与此同时，随着藏传佛教的传播和兴盛，藏传佛教图像开始逐渐流行于内地。

（张雅静研究员讲座中）

   总之，印度佛教在9世纪前后出现了文殊像，并随着佛教，尤其是密教的传播对汉文化产生影响，汉地的文殊像开始逐渐加入印度元素。回顾汉传佛教文殊的图像特点及其发展历程，充斥着创造与传承，及文化碰撞带来的变革，这一进程与印度文殊像出现的时间和发展轨迹不谋而合。张雅静老师指出，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在印度的文殊像出现之前，汉传佛教中已经创造出中国化的文殊形象，表现出中国佛教美术极具创造性的一面。在印度的文殊像传入中土之后，又善于吸收外来因素和文化，从而在历史上形成了丰富多彩的佛教美术面貌。

（评议人杨清凡博士）

   张雅静研究员讲完后，杨清凡博士评议指出：张老师的研究展示了全面系统的图像梳理过程，给了我们很多图像学研究方法上的启示。在做图像学的研究时，一定要注意文献和图像之间的时间对应关系。张老师能够将如此复杂的图像梳理得十分清晰，得益于自身在图像学上的研究和积累以及多种语言能力的掌握。杨老师强调，从事佛教考古、佛教艺术研究时，一定不能局限于国内材料，要将眼光放到南亚、中亚、东亚和东南亚，注意到不同文化中图像的传承与变异。

   最后，在场的师生向张雅静老师就感兴趣的问题进行提问，大家进行了充分的互动交流。

   张雅静研究员的讲座条理清晰、资料丰富、论证严谨，听讲师生们感到受益匪浅。

撰稿：张旭莹

摄影：陈淳

审稿：张雅静

编辑：孙昭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