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5月25日晚七时，“中研院”史语所助理研究员孔令伟博士以“从打箭炉看清朝前期与甘丹颇章之政经关系”为题，发表了一场精彩的线上学术讲座。此次讲座系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大吉青年藏学家系列学术讲座”第四十七讲，由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邹立波副教授主持。

一、研究缘起

打箭炉作为内地与藏地的传统交汇处，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对打箭炉的研究并非只局限于地方史领域，而是跨学科、跨区域的研究，涉及历史学、民族学等多个学科，可以以跨区域整合的视角来掌握地方脉络，将打箭炉作为切入点探讨更多议题。本次讲座内容源于演讲者对于史料的重新释读。相关史料主要包括清代宫中档、内阁蒙古堂档等满、蒙、汉文多语种文书，西藏地方档案、寺院法旨壁书和五世达赖喇嘛全集、桑杰嘉措文集等各类著作，以及与BDRC合作收集的西藏寺院历史数据等。

二、五世达赖喇嘛交通吴三桂事件再探

1673年到1688年三藩之乱背后的西藏因素很重要。这个观点在邓锐龄先生等前辈的研究中已经有所探讨，但是最近满蒙档案和西藏地方档案的出版为学者们带来了一些新发现。孔令伟博士首先叙述了事件背景，然后分析清廷、西藏地方、三藩之间的政治经济互动以及由此引起的各方关系变化，最终得出结论：在经历一系列波折后，以五世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甘丹颇章政权与清朝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虽然表面和好，但实际芥蒂较深。这一结论成为探讨桑杰嘉措匿丧动机的时代背景之一。

1661年五世达赖喇嘛与罕都台吉遣使，请求清廷准许在北胜州开放茶马贸易。吴三桂奏请清廷由云南驿盐道发放票引，由商人将四川、湖广茶引入丽江贩售，税率值百抽三，获得批准。于是形成吴三桂、和硕特蒙古、甘丹颇章三方共同参与经营云南、康区、卫藏三地茶马贸易的局面。茶马贸易为吴三桂累积庞大的政治、经济资本。三藩起事后，吴三桂和清廷皆关注并立即联系西藏地方甘丹颇章政权。根据《五世达赖喇嘛自传》记载，甘丹颇章政权婉拒了清使出兵讨伐吴三桂的要求。而清代《起居注》等则称，五世达赖喇嘛愿意出兵，但需清廷提供物资援助。康熙帝谕令五世达赖喇嘛派遣蒙古兵入四川松潘等处边界进讨，康熙帝误以为五世达赖喇嘛已经应允，但是五世达赖喇嘛向吴三桂使团许诺将在清廷和三藩之间保持中立。康熙帝对五世达赖喇嘛未依约出兵且姑息三藩十分不满，且因五世达赖喇嘛与吴三桂的种种亲近行为而产生疑虑。1678年，康熙帝寄信给五世达赖喇嘛称清朝已发现甘丹颇章政权与吴三桂暗中互市茶马。五世达赖喇嘛写信辩解，但最终不得不承认互市事实。1679年10月，康熙帝要求五世达赖喇嘛禁止藏人、和硕特蒙古在打箭炉与吴三桂势力进行茶马贸易，改往西宁与清朝贸易，并逐步加强对西藏的情报收集。1680年，甘丹颇章政权获知三藩兵败之势，试图重新倒向清廷，屡次示好。康熙帝虽然重新接受西藏来文，实际却仍暗中调查五世达赖喇嘛与吴三桂旧事，并得知五世达赖喇嘛在吴三桂死后，仍与吴世璠暗中贸易。至此，由于重重误会和无可争辩的事实，清朝对于西藏地方和三藩之间关系的认知，使得清朝中央和西藏地方之间的猜疑与隔阂日渐加深。

三、桑杰嘉措匿丧与汉藏茶马贸易

以往谈论桑杰嘉措匿丧事件时，学界较少将其与打箭炉、五世达赖喇嘛与吴三桂的互动联系起来。而孔令伟博士敏锐地注意到上述因素的内在关系，从打箭炉地方角度讨论匿丧动机，以及清廷对匿丧事件的处理决策和最终对于汉藏茶马贸易乃至汉藏关系产生的影响。

孔令伟博士认为，桑杰嘉措匿丧的一个重要动机是通过打箭炉争取甘丹颇章政权在康区及卫藏地区的经济、政治利益。在桑杰嘉措执政初期，甘丹颇章政权的处境忧患重重。拉达克、不丹与格鲁派之间素有矛盾。打箭炉的贸易又遭禁止。而且康熙帝多次遣员彻查云贵川市场，试图掌控甘丹颇章政权与吴三桂势力的贸易据点。甘丹颇章政权经济命脉受限严重，与噶举派竞争的局势不甚乐观。打箭炉对于甘丹颇章政权的经济重要性无需赘言。在这种情况下，桑杰嘉措如果想要争取格鲁派东扩，势必需要凭借五世达赖喇嘛的地位和影响力，先缓和与清朝中央之间的关系，争取拿到打箭炉市场的控制权，掌握更强大的经济储备，然后再进一步扩展宗教势力，谋取政治利益。

桑杰嘉措冒用五世达赖喇嘛的名号，奏请重新开放打箭炉等边贸市场，得到康熙帝允许。在1683-1696年桑杰嘉措匿丧期间，格鲁派通过打箭炉等据点迅速控制康区茶马贸易市场。在取得经济利益后，桑杰嘉措又冒名奏请获取封号，再次得到清廷允准。清廷的封号无疑对于格鲁派向东发展，谋求政治利益非常有利。五世达赖喇嘛圆寂的秘密外泄后，康熙帝迅速派人探查打箭炉情况，发现已由甘丹颇章政权的代理人掌控。清廷选择与明正土司合作，试图不使用大规模武力，牵制甘丹颇章政权，却遭遇明正土司被杀、打箭炉通往雅州和成都桥梁被拆毁的后果。康熙帝震怒，直接遣清军进讨打箭炉，彻底铲除甘丹颇章政权在打箭炉的代理人。桑杰嘉措得知后联合六世达赖喇嘛和五世班禅致函康熙帝，希望清军撤出打箭炉，仍交由甘丹颇章政权控制。理由一是打箭炉向来归属西藏地方管辖，二是拉萨三大寺僧人以打箭炉茶税为生。此信再次激怒康熙帝。康熙帝撤销之前颁赐的封号，在回信中严词强调打箭炉是大清之地，并对西藏实施经济制裁，声称要断绝贸易。最终甘丹颇章政权妥协，承认打箭炉归属内地。清廷也作出退让，承诺重开打箭炉茶马贸易，而且不征收藏商之税。其税由汉商一并给付，最终以牺牲四川、湖广商人利益的方式将此事告一段落。

在多次反复较量中，甘丹颇章政权与清朝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几经波折，最后达成一致的表面和谐。这个过程无疑一步步加强了清廷对于打箭炉地方的重视程度和掌控力度，也强化了清廷在此地获取情报，建立和拓展信息网的能力。

四、清朝信息网在打箭炉之建立与开展

上述事件是清廷在打箭炉建立情报网络及作出种种部署的时代背景和重要缘由。本部分内容由康熙帝谕令修建泸定桥引入，主要阐述康熙、雍正年间在打箭炉情报建立信息网络，搜集情报信息及其重要性和作用。

清廷打箭炉情报网的第一位关键人物是楚儿沁藏布。他在1716-1718年间受康熙帝派遣进行西藏地方的测绘，补充《皇舆全览图》第一版缺失的西藏部分，1718年后则成为拉萨与打箭炉之间的一个重要情报沟通人，利用其政教关系经营着庞大的情报信息系统。楚儿沁藏布与雍正帝、七世达赖喇嘛交往甚笃，对两方交往颇有贡献。康熙帝晚年设驻打箭炉喇嘛，赋予其极大权力。雍正帝即位后立刻谕令川陕总督年羹尧探听打箭炉消息，且与驻打箭炉喇嘛关系密切，由此可见打箭炉情报之重要。

康熙帝下令修建泸定铁索桥的原因显然在于便利行军和情报联络。之后，康熙帝又派遣一名扎萨克喇嘛作为驻打箭炉的情报头目。雍正帝即位后立刻派心腹接任此位置。清廷在打箭炉多管齐下，一是控制地方税收，尤其是茶税；二是安抚族群关系；三是搜集情报；四是与达赖喇嘛联系。通过一系列手段，清朝中央的权威逐渐得到巩固。

然而，如果跳出这种固有思维，不再只是从清朝中央的角度看打箭炉，不拘泥于“边疆治理”，而是从打箭炉的地方视角看待北京和拉萨，是否可以翻转这样的权力叙事关系？打箭炉不再只是一个被动的据点，本身可被视为一个改变的节点，是清朝中央跟西藏地方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一个重要的历史舞台。如果不以传统的核心—边缘关系来看，其实是打箭炉在牵动着清朝中央和甘丹颇章政权。

最后，孔令伟博士在结语部分提出了研究地方史时获得的宏观启示：可以尝试“翻转‘核心’与‘边缘’”，并就打箭炉研究的新材料、新方法和新视野等话题分享了自己的精妙见解。讲座结束后，孔令伟博士与听众就讲座相关内容进行了交流讨论，耐心解答了听众提出的诸多问题。晚上九时，讲座圆满结束。

供稿：苏诗雨

审稿：邹立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