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1月7日晚7点，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助理研究员谢光典博士以“回不去的勇士：噶玛洛的祖源记忆、地域变迁与民族认同”为题为我们带来了一场精彩的线上学术演讲。此次讲座系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举办的“大吉青年藏学家系列学术讲座”第四十九场，由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罗宏博士主持。讲座分四个部分：

一、引言

谢光典老师首先介绍了噶玛洛的通行解释是“没有赞普的命令，就不能返回”之意。作为地名，是现今青海海东市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及其周边地域的称呼。

目前学界对汉地流传的洪洞大槐树等类型移民传说，以及石泰安、马长寿、王明珂、石硕等先生对汉藏交界地带各族群的祖源（族源）记忆的探讨，对本次讲座多有启发之处。此外，忽必烈时期权臣桑哥在达仓宗巴·班觉桑布的《汉藏史集》中是噶玛洛人，而在拉施特《史集》中却是畏兀尔人。针对这一问题伯戴克、仁庆扎西、尹伟先、毛海明等都进行了讨论，但是留下的谜团仍然很多。图齐应该是最早注意到噶玛洛的学者，他在《西藏画卷》中略有提及。专门探讨噶玛洛的，国内只有洲塔、尕藏尼玛的《东纳藏族部落族源考略》和屈广燕、王颋的《关于元人桑哥所属“噶玛洛”部的两点考证》。

二、各种《汉藏史集》版本（1434年，Das，1985，2007，2010）中的噶玛洛

（一）各版本《汉藏史集》中对噶玛洛的记载分为三种：

1. 达那宗的家族史里面提到达那家族来源于 bka'  ma log，其中记载“khong rnams kyis/ nges rnams ji tsam la log yong rgyu yin zer ba zhus pas/ rgyal po'i lung gis/ nged kyi bka' ma byung bar la/ bzlogs (2007, 2010, log) rgyu man (2007, med; 2010, men) gsungs pas/ de phyin nas dpa' bo mi dgu po' i rus ming（2007, ling）/ bka' (2010, ka) ma log zer ba chags te//”这是将“噶玛洛”解释为“没有赞普的命令，就不能返回”之意的来源；

2. 忽必烈在藏地设立驿站的记录中提到了“bka' ma log”；

3. 桑哥的传记。

（二）《汉藏史集》中有关“噶玛洛”的重要名词解释

1.  bka' ma log：从藏文语法来看，“ bka' ma log”不能理解成“没有赞普的命令，就不能返回”之意。 bka' ma log更古老的形式是Ka ma log，后者更无法理解为“没有命令，就不能返回”之意；

2. ka ma (mo) log的词源：通过对八思巴闻法录中传承上师的追踪，Ka ma log即是ka mil (mol)，而ka mil (mol) 则是qamïl（哈密）的音写。这有两点考虑：第一，虽然噶玛洛之名来源于哈密，但并不是说认同噶玛洛的人都来自哈密；第二，把“噶玛洛”解释为“没有赞普的命令，就不能返回”之意，更像是一种基于民族认同的英雄祖先记忆。

3. cu ku mer：cu kur来源于ǰeger-e（蒙文：黄羊） ；mer的来源是mör（蒙文：痕迹；道）。因此，cu ku mer源于ǰeger-e mör（黄羊川，今武威市黄羊镇、张义镇一带），这个地名的来源可能与吐谷浑有关。

4. byag rong，是大通河流域；

5. skad gsar pa来源于Ka sa ra，其方位大致在凉州附近；

6. mgo thom即是鱼通（大致在甘孜州康定市鱼通镇）；

7. mgu lde在凉州附近；

8. ahu ding hu/hu ding hu/ hu thing hus：通过审音勘同和《柱间史》的记载，可以确定为明朝的保定府。保定府和噶玛洛之所以有关，一是与保定地区明清以来作为交通要道有关。二是与明朝政府对“达官”的安置有关。

经过上面的考证，谢光典老师认为《汉藏史集》所认为的噶玛洛的分布地区主要有三个地方：安多边缘的凉州东南部到大通河流域、康区边缘的鱼通和远离藏区紧邻北京城的保定府。

三、噶玛洛的祖源（族源）记忆与民族（族群认同）

（一）噶玛洛的祖源记忆

达那宗家族的祖源记忆是：他们的祖先被吐蕃赞普派到安多驻防，生活在凉州南部沿大通河流域一代，之后称为噶玛洛，到了蒙元时期，这些勇士的后裔随着萨迦派的崛起，最终回到卫藏家乡，且位极人臣。之所以有这样的记忆模式，当然是和吐蕃对河西地区的长期统治有关，更主要的原因是达那家族的发源地，在藏文化圈中实属边缘中的边缘，而达那家族为了遮盖这种尴尬的身份，证明自己在贵族后裔林立的卫藏地区的统治资格，把自己追溯为吐蕃时期的戍边勇士的后裔。

（二）噶玛洛的民族（族群）认同

《汉藏史集》之后，鲜有著述提及噶玛洛之名号，可能除了达那家族后裔外，很少有人在意这样的祖源记忆，这一状况被五世达赖喇嘛（1617—1682）打破。五世达赖喇嘛在为萨迦派tshar chen blo gsal rgya mtsho（1502-1566/1567）所作传记中，把tshar chen的祖先定为噶玛洛，全文照抄了《汉藏史集》达那宗家族史有关噶玛洛的记录，移花接木。五世达赖喇嘛对格鲁派影响甚大，对亲近萨迦派教法的格鲁派僧人来说尤其如此。拉卜楞寺的高僧Dbal mang dkon mchog rgyal mtshan（1764-1853）即是其中一位，他认为自己的家族名称tshar tsha即来自噶玛洛，自己甚至前往卫藏寻根。他的弟子智观巴1865年完成的名著《安多政教史》，继承了五世达赖喇嘛的记载，紧接着说“多麦南北各地人民，好多都是吐蕃法王派来驻防唐蕃边界的部队之后裔，所以他们的语言当中尚保留有许多古代的藏语。”不过却完全没有提及《汉藏史集》中鱼通、保定的噶玛洛。毛尔盖·桑木旦（1914—1993）的《藏族史·齐乐明镜》全面继承了《安多政教史》的观点，并称甘肃肃南、华锐藏族和安多大部都是从噶玛洛繁衍的。至此，作为达那宗家族史的噶玛洛对整个安多藏族产生重要影响的链条基本清晰。

四、小结

作为世俗贵族家族史的噶玛洛的历史记忆，在15世纪初形诸笔墨，之后潜行于下，17世纪又被作为高僧家系史重新记录，但对整个安多藏族的祖源记忆与身份认同产生重大影响的时间则要迟至19世纪。这些特征可与各种类型的汉族移民传说对比研究。

讲座结束后，罗宏副研究员就谢老师的精彩讲演谈了自己的感想，并表示致谢。最后谢光典老师耐心解答了听众提出的诸多问题。二十一时整，讲座圆满结束。

整理供稿：史淑娅

审稿：罗宏、谢光典

编辑：孙昭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