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2月9日晚上7点，哈佛大学藏学与喜马拉雅研究终身教授、四川大学高端外籍教授范德康先生（Prof. Leonard van der Kuijp）以“论西藏的梵文研究与学问思想”（On the Study of Sanskrit and Ideas about Learning and Scholarship in Tibet）为题为我们带来了一场精彩的线上学术讲座。此次讲座系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举办的珠峰藏学系列学术讲座第四十六讲，由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霍巍教授主持，玉珠措姆教授翻译。

讲座内容大体分为以下两大部分：

一、西藏的梵文研究

梵文的研究在西藏有着悠久的历史。公元8世纪，吐蕃王室提倡佛教，译经事业得到王室的支持，梵文是重要的文献载体。自此以后，掌握梵文被认为是成为学者的第一步。大量的梵文佛典被译成藏文，佛教对西藏的生活方式和自我认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已故著名学者鲁埃格（D. Seyfort Ruegg）发表了多篇雄辩的论文，探讨西藏的梵文翻译史以及西藏开发的用以确保翻译精确、标准的语言学辅助工具。指导梵藏翻译的规范性作品——814年编的《翻译名义大集》（Mahāvyutpatti）（词汇）和783-814年编的《语合二章》（སྒྲ་སྦྱོར་བམ་པོ་གཉིས་བ）（翻译方法）在多大程度上被西藏的梵文学家和译师们所遵循，学界进行了大量研究。

梵文（或是佛教混合梵文）为何会成为古印度佛教选择的书面语言？这非常复杂，学界已经对此有所研究。学界的一个共识是，这是一个较晚的发展，在佛陀圆寂后几个世纪才发生的。据记载，佛陀本人曾经说过，他的教法可以用当地的方言，也就是可以用口语来传播。大约三十年前，有学者指出巴利文（摩揭陀语Māgadhī）是上座部（Theravāda）佛教徒选择的中印度—雅利安语的书面语，我们也知道最初的中印度—雅利安的书面语——犍陀罗语（Gandhārī）是法藏部（Dharmaguptaka）佛教徒选择的书面语言。事实上，我们所能找到的最早的佛教典籍就是犍陀罗语的。上座部佛教徒从来没有回归梵文，很可能是因为他们觉得巴利语“是所有生物的原始语言”，因此不能用另一种并不那么有名的语言来替代。

另一方面，法藏部最终选择用梵文作为他们的书面语言。为什么呢？埃尔钦汗（V. Eltschinger）认为应该从语言的社会语言维度中去寻找原因，这是因为他们遇到了印度婆罗门同行的结果。对他们来说，梵文在其他语言中占据着至高无上的地位，任何不懂梵文的人，其学识水平和社会地位都会受到质疑。事实上，大约公元2世纪的《大毗婆沙论》（Mahāvibhāşa）是一部早期的“说一切有部”佛教徒的佛教评论作品，是用梵文写的！因此，梵文知识是一个声望的问题，也是文化素养的问题，最重要的是，它使佛教徒们无论身在次大陆何处，在辩论和捍卫与教义有关的问题时都能够坚持自己的立场。当佛教8世纪传入西藏时，梵文在印度次大陆的佛教徒中已经占据了几个世纪的特权地位，西藏人不得不开始学习这门语言，最初是西藏贵族中的特权阶层学习的。

相当一批受过良好训练的翻译者获得了“译师”（lo tsā ba）称号。“译师”这个头衔所隐含的专业知识必然使持有者能够过上体面的生活。可以肯定，宗教信仰在这些人的生活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是他们热衷于精通梵文的主要动力所在，部分还可归于适度的求知欲；另一个动力可能是经济因素，即使是虔诚的佛教文本翻译者也需要养家糊口，他们的专业知识是有报酬的，翻译也是一种职业。

历时几百年，早期译师们的努力引领了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实验和文化运动之一。因为他们不仅致力于构建和使用新造的词汇来适应佛教的概念以及印度次大陆物质文化的各个方面，而且他们还非常实际地将其大部分文献遗产转换为另一种文化。其结果是源自印度的文化彻底在西藏本土化。超过四五千部不同长度、体裁和内容的作品被翻译成藏文，并被收录进藏文大藏经《甘珠尔》和《丹珠尔》中。在此基础上，藏族学者汲取灵感，创作了大量的仪轨文、礼赞诗等，并撰著了无数的注疏和独立论著。

在过去，学习梵文绝非易事，对专业知识的追求充满了潜在的危险。首先，通往印度次大陆的道路危机四伏。对于来自西藏的人而言，强盗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许多人冒着生命危险前往，不少人因此丧生。一些史料记载了11世纪和12世纪发生在一些旅行者身上的各种不幸或灾难，例如，阿里王室派遣纳措译师·楚臣迥乃（？1011-1070以后）去邀请阿底峡（982-1054）时遇到了抢劫和谋杀，他们在尼泊尔住宿时，房东为了抢他们的金子，放火烧了他们的屋子，他们幸运地保住了性命。阿孜（ལྔ་རྩེ），有名的杰家族（དཔྱལ）的子嗣和杰译师·却吉桑布（ཆོས་ཀྱི་བཟང་པོ། ca.1170-1217/1229）的弟弟在恒河岸边被抢劫并杀害。杰译师的简短传记里也记载了一位旅行者的悲惨遭遇。

二、古代藏族学者对明处的看法及五明的地位

（一）藏族学者对明处的看法

毫无疑问，从很早开始，婆罗门也被佛陀的教导所吸引，他们不仅带来了梵文的知识，还带来了学术的概念及其对应事物，关于专家或学者的观念，比如像智者（vidvān）、班智达（paṇḍita）这样的词汇等等。佛教精英知识实践的成长和发展自然而然地融入了各种文献体裁和知识领域，而不是纯粹的宗教。其中，“译师”所拥有的专业知识领域被称为“声明学”（śabdavidyā, སྒྲའི་རིག་པ），从最基本、最朴素的意义上讲，即意味着精通梵文语法，具有阅读和翻译梵文的能力。

约800年被译为藏文的《大方便佛报恩经》中列出了五个知识领域（五事/五明，རིག་པའི་དངོས་པོ་ལྔ）：勤求十二部经、因论、声论、医方、方术。

以 “方术”为例，为何菩萨要修习“方术”？汉文本《大方便佛报恩经》中给出了答案：

“菩萨何故求世方术。为易得财利众生故。为众生生信心故。”

藏文本《大方便佛报恩经》中也有类似的表述。菩萨修习方术，容易获得财富，利益众生，使众生生起信仰。

无著（Asaṅga，4/5世纪）的《菩萨地持经》（Bodhisattvabūmi）中也列出了五明。《大乘庄严经论》（Mahāyānasūtrālaṃkāra）没有单独列出它们，但《菩萨地》和无著/世亲和安慧的《大乘庄严论》注疏中列出了它们，是按以下顺序排列的：

内明、因明、声明、医方明、工巧明

如果我们承认清辨（Bhāviveka）是《思择焰》（Tarkajvālā）的作者，那么他的声音就是孤独的，因为他只列出四明而不是五明，顺序是：声明、因明、医方明、内明，缺失了工巧明，且将内明列在最后。此外，他也没有具体说明为何要成为这些领域的专家。

（二）萨迦班智达的明处思想

在引进五明和早期五明的发展中，萨迦派无疑起到重要作用，毋庸置疑。在早期萨迦派学者中，德格木刻本《阿阇黎索南孜摩全集》（སློབ་དཔོན་བསོད་ནམས་རྩེ་མོ། 1142-1182）中把索南孜摩描绘为“精通五明的大班智达”，这可能是给予萨迦班智达最为年长的伯伯有点儿夸大的称号。除了内明以外，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他认真研究过其他明处。萨迦派的第26任住持阿美夏·阿旺贡嘎索南（ཨ་མེས་ཞབས་ངག་དབང་ཀུན་དགའ་བསོད་ནམས། 1597-1659）1629年写的《萨迦世系史》提到，索南孜摩出生后立即能说梵语，且能回忆起11个连续的早期“班智达”化身，其中一个是Durjayacandra。目前很难衡量索南孜摩对梵文的了解程度，但从他关于印藏语言学的著作可以明显看出，他对梵语的书写系统和发音的确有扎实的了解，不过我们不知道他从何处学得了这些知识。他的弟弟杰尊·扎巴坚赞（རྗེ་བཙུན་གྲགས་པ་རྒྱལ་མཚན། 1147-1216）——萨迦班智达的小伯，是西藏第一批伟大的知识分子之一，从他的著作可以看出，他对许多事情都有兴趣，有着广阔的学术视野，除了宗教，还有历史、传记、星相学和医学，为他超常的侄子萨迦班智达树立了学者形象的典范，对萨迦班智达的智识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萨迦班智达所受的教育主要来自他的小伯和1204年来到西藏的印度学者释迦室利跋陀罗（Śākyaśrībhadra,1127-1225），其中包括梵文，这些教育使他能够在1219年左右写出了一本可以称为“学术入门”或“如何成为学者”的一本书——《智者入门》（མཁས་པ་རྣམས་ལ་འཇུག་པའི་སྒོ），在这本书里，他提出：“什么是学者？”他的回答如下：

学者是准确无误地洞明那些已知知识的人，此外还应通达他所受训练的特定学科，这样的人才可称为“学者”。

萨迦班智达认为一名学者首先应当擅长著述（རྩོམ）、阐释（འཆད）和辩论（རྩོད），要想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成为通达五明的专家。萨班引用到一部经里提出过“十八明”，不过他认为这“十八明”其实都已经包括在了“五明”里。《甘珠尔》中只有两部经出现过“十八明”的表述：《根本说一切有部比丘尼毗奈耶》（Bhikṣunīvinayavibhaṅga）和《日藏经》（Sūryagarbhasūtra），只有前者对十八明中的每一明作了识别，其中包含声明和因明，但没有医方明和工巧明。

邦译师（བློ་གྲོས་བརྟན་པ། 1276-1342）在他关于檀丁《诗镜》的注疏中指出，印度班智达曾使用过“小五明”的表述。他的观点得到了不为人知的梵文学者那塘译师格敦贝（དགེ་འདུན་དཔལ། ？-1439之后）的回应，他于1429年在那塘寺完成了著名的关于《诗镜》的研究，是应绒敦·释迦坚赞（རོང་སྟོན་ཤྰཀྱ་རྒྱལ་མཚན། 1367-1449）的请求而写。在这部著作中，那塘译师指出，在次大陆，“大班智达”是指精通五明的人，他还进行了分类，从声明出发，扩大到修辞学、韵律学、辞藻学和戏剧学，在次大陆精通这些学问的被称为“小班智达”。

（三）达仓译师喜饶仁钦的明处思想

达仓译师喜饶仁钦（སྟག་ཚང་ལོ་ཙ་བ་ཤེས་རབ་རིན་ཆེན། 1405-1477）在逝世前几个月，发表了关于“五明”的论述，一篇为诗作（ས་གའི་དཀར་ཕྱོགས་ཀྱི་རྒྱལ་བ་དང་པོ），一篇为散文体注疏（ས་ག་ཟླ་བའི་སྔ་ཚེས་ཉི་ཤུ་གཅིག）。阿美夏在他1624年关于萨迦班智达《乐论》（རོལ་མོའི་བསྟན་བཅོས）的研究中多次引用。17世纪晚期，由于五世达赖喇嘛对达仓译师作品的喜爱，其著作得以广泛传播。1666年，五世达赖喇嘛甚至资助了这两部文献的刻版印刷，在公众中传播的更广了。

令人瞩目的是，达仓译师在他作品中坚定地将工巧明置于所有明处之首。在他看来，工巧明是第一位的，因为它是所有其他明处的基础，它与人们普遍接受的“三业”观念有关，即“身”、“口”、“意”，“身”之所依即佛像（སྐུ་རྟེན），“口”之所依即佛经（གསུང་རྟེན），“意”之所依即佛塔（ཐུགས་རྟེན）。

但“意”的工巧明不仅仅与佛塔建造有关，因为“思想”是首要的，它是所有其他人类活动的源泉，达仓译师在谈到“意”的工巧明时援引大量实例写道：“意”的工巧明包括学习、思考和修行，其所学习和思索的对象是无穷尽的。因此，所有的知识领域都包含在工巧明中。

讲座问答环节，听讲的老师、同学们积极热切地参与到互动中，在玉珠措姆教授的翻译下，范德康教授对听众的问题进行了耐心细致的解答，霍巍教授对本次讲座给予了极高评价，对范德康教授的倾情演讲和玉珠措姆教授的精准专业的翻译表达了诚挚感谢，讲座持续至晚上九点过圆满结束。

供稿：金正南

审稿：玉珠措姆、张长虹

编辑：孙昭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