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5月26日晚7点，由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世界史系和四川大学人类学研究所主办的四川大学“李安宅讲座”第52讲在江安校区文科楼二区518会议室举行，由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渠敬东教授作题目为“山林与社会”的主题报告，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陈波教授主持。

渠敬东此次讲座主要基于涂尔干和中国现代早期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对“社会”概念的理解，讨论超越性维度涵盖之下的社会表征。他通过选取中国绘画史上的典型，讨论中国传统社会所言之“山林”在何种意义上凝结于人格。讲座先以涂尔干的论述讨论如何在超越性与世俗性的双重意义上理解社会概念，接着引用中国学人费孝通、钱穆等对中国社会的论述，讨论秦汉之际中国的政统与道统及其复杂关联，最后以绘画史上的士人典范及其诗文书画为例，论述自魏晋以降的中国士大夫在何种意义上承载道统。

一、从涂尔干到费孝通：社会存在的二重性

渠敬东指出，自古典社会学至今，社会学多倾向于关注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区域与层次上所构建的关联，并产生结构分析、机制分析、过程-事件分析与知识分析等分析范式。然而，仅从“人世间”的视角无法完整地理解社会。涂尔干在《宗教的基本生活形式》中提出：“倘若宇宙不被意识到，人就不可能存在，而且只有社会才能全面意识到宇宙的存在，因此，宇宙存在于社会之中；于是宇宙就变成了社会内在生活的一部分”。所有社会生活中的神圣性存在才是社会的基础，且神圣性存在应被当作社会分析的必要范畴。此与王铭铭近来所倡导的广义人文关系研究本质相同。更早，中国早期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与历史学家吴晗等讨论皇权与绅权时提出，秦汉之际士人阶层构建了具有神圣性意味的道统精神，此后，“道”在历史进程中不断系统化并深刻介入中国社会的运行逻辑，而士大夫阶层及其承载的道统与政统存在微妙的互动。费孝通认为，在秦汉之际封建贵族制向君主官僚制转型时，处于皇权与百姓之间的士大夫阶层，借助于“托古”与“修史”将理论、史实、传说和神话加以混融整合，形成关于理想政治的“道”，以获得抗礼王侯与批评政治社会的精神凭藉。此期，从士人一方面说，政道已分，而士人是道的承担者，政道之间表现为显与隐、进与退、露与藏的关系，《论语》中对此有诸多论述，如“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与“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等。由此可见，中国的政道关系以“君子守道”的方式展开，由承载道统的典范所维系。

从魏晋以来历代维系道统的典范、画与画论可以看出，“君子守道”的方式被持续构造的复杂历程。

二、山林与社会：身在人间世，心在逍遥游

中国士大夫如何守持道统？钱穆认为中国的社会形态应当包含城市、乡镇、山林和江湖四个部分，城市与乡镇为政商之中心，构成中国社会之底盘，而江湖则在现实社会之外构造了一个正义与秩序的理想社会，反作用于现实社会。在中国文明的语境中，山林既可指客观物理的山林，也是中国人基于宇宙理解构建维系的精神空间，是士大夫期望凭其远离俗世泥淖又以之影响现实的精神依托。中国士大夫依据政统与道统之合与不合，在显与隐、进与退之间取舍抉择，政道相合，则进而入世，进取有为，政道相悖，则退隐山林，守持道统。总的来说，山林文化系统对中国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关系到士大夫阶层的人格构造与中国社会作为一种文明体的双重特质，而四个系统的多重对张关系则构成中国文明的整体格局。

魏晋开启真正的山林时代。陈寅恪的研究揭示，在宗教混融、民族糅合与社会流动的背景下，魏晋士大夫一改两汉时期的传统形象，将孔子思想中之隐逸观与老庄哲学中之自然观结合，又融汇佛教的因缘与轮回概念中演化而成的心性论，最终将儒释道三教思想混融于内心修养，寻求以人格承担道统，并常倚诗文书画为资用与表现。而士大夫之所以能调和三教，是因释道之修养技术与儒家守持道统的向内方式无根本区别。

陈寅恪以陶渊明为此期儒释道达成合体的一个典范，因为他主张超脱道家之“成仙”或佛教之“空门”类形骸物质之滞累与教条形式，而倡导从内心顺遂自然，融入大化流行，养育气韵和自我内心的山林世界。陈氏称之为“新自然说”，盛赞由此“神”的观念及领悟开始在士大夫的心灵中获得重要地位，士大夫阶层从此开启由自然而内观的哲学探索，追求从内心、日常入手探寻自然造化与人性深度之间的关联，将自我与宇宙山林合一，并以诗文书画承担此心意心性。

士大夫人格与天地气韵相互呼应又与艺术交互构造的道统精神初具雏形，并造极于后之唐宋，促成文明的第三个转化阶段。

唐宋士人典范及其诗文书画体现士大夫道统精神与诗文书画的交互构造，以及文人画之愈发人格化的历程。

南朝齐梁时期，谢赫“六法”概括了士大夫如何表现自然造化之功。第一法“气韵生动”，不单指对象的表现形态，更指作者内在之修为境界，须如天地久长、山水流转那样“依仁游艺”，历尽人间百途，尝尽人生百味，才能获得气韵生动，并在画作中相应表达。

唐宋时期诸家之画论体现士大夫如何追求“外师造化，中得心源”。

辋川别业期间，王维居山游水，徜徉其间，主动参与自然流化，并将自我与山水相融产生的沉潜与体味吟咏于诗中，其诗常混融自然、历史、现实社会、自然意义上的瞬间体味、回忆与对现世之复杂情感等，形成士大夫人格的完整构造。王维还开辟出水墨山水画一脉，追求以水墨交融将己身历练与胸怀呈现于云霭山水的变化之间，以自身之体味呈现自然之化境。

宋代之欧阳修、郭若虚与韩拙等人，亦主张通过自我与自然相契相参，将万千沟壑揽于内，以培育胸中气味气韵，而此气韵即所谓人与天地合一后附着于人之“神”。渠敬东以为，此“神”是人与自然相融互成的意义，而不是西方那般视作对象的、超越性（beyond）的“神”。

苏东坡观郭熙《秋山行旅图》的情境，体现苏东坡内心的山水精神与道统守成。苏东坡经历宦海沉浮，当再次回到朝堂，已经历过人生与天地的重山复水，但他能因循外事，实现内在精神的不断精化，达到忘名、忘功、忘己，顺随于大化流行，将天地秩序揽于胸中，在尘世中守持自我内心的一方独立与自由，成为承载道统的真正士大夫。因此，其能将心性与秋山之荒远观照交融，以画意体味人生辗转。而这也正是中国文明之特质与延续之关键。

稍早的郭熙有“四可”画论与“三远”“三大”论，则具体说明士大夫之道统精神及其在绘画中之表达。“四可”是指“可行、可望、可游、可居”，渠敬东以为，“行、望、游、居”是人与自然的多重关系，经历春夏秋冬，阴晴冷暖，步步移、面面观，在自然生机流动中尽其天性且将人生之起转沉浮与之观照后，实现真正的“行、望、游、居”，达成生命与宇宙相契相参的整全体悟。在此意义上，“四可”表明中国山水画并非是平面与透视，而是讲求将物我融通中产生的灵趣神韵呈现于笔墨，将自我对宇宙理解的经验总体以山水表达，但其本质是一种对世界的内在观照，是一种基于心源的动态呈现。他的《早春图》，由步步移、面面观所得，“观”为自我反观的相，也即将自我胸中的气味、沟壑，投之于画中，自我的心胸气韵几何，所表现的山川世界便是几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人对宇宙的理解，不像西方那样视作为一种认识的客体“存在”。而“三远”“三大”论蕴含的士大夫之道统精神，是达成此种宇宙理解的一种方法。

“三远”与“三大”为何？郭熙谓：“山有三远：自山下而仰山巅谓之高远；自山前而窥山后谓之深远；自近山而望远山谓之平远”。三远综合高远的天穹，深远的地极，与平远的全景意域，从三维的向度上构成一个无限的世界，给人以时空的无限延伸感，是表现山水画完整的“世界观照”的关键。人在此无限世界之中，用心观照，懂得天高地远、天长地久之永恒与“我”之微渺短暂。“三大”则是指“山大于木，木大于人”，关键在以“大”字出发构成的物象次序上，是士大夫对世界逻辑的理解，大山永恒，松柏千年，而人之一生不过百年，然山木与人皆为天地化育而成，人可学习山木之气象风度，不断体悟，抚育己心，虽不能至，但应心向往之。以“三大”比例关系呈现山水木石的笔墨背后，是士人对极高的人格精神的追求与道统精神的承载。

如果说“三远”可以用来构造天地世界的话，“三大”则是用来进一步理解人参有天地的学问，是从人出发观照自身世界的路径。

赵孟頫的《鹊华秋色图》与《二羊图》体现元代文人画具有更加内在化的人格构造。赵孟頫（1254—1322年）为宋室之后，宋灭亡后，归故乡闲居，后被忽必烈召回庙堂为臣，并受器重，晚年名声显赫，“官居一品，名满天下”；除身居政统高位外，赵孟頫更是一位真正的道统守持者，博学多才，能诗善文，精绘艺，是整个元代画风的重要开创者。赵孟頫的心志更趋山林；他不得不与世俗妥协，却又不甘心一味屈从俗世绳墨。因此在庙堂荣耀的背后他内心埋藏着深刻的悲苦与矛盾，在诗画中有深刻表达。

在《寄鲜于伯几》中赵孟頫感叹自己是误入尘世的笼中鸟，但自己内心实为白鸥，志向无人能驯；《罪出》一诗体现赵孟頫在仕元历程中的苦闷、纠结、困窘为难甚至自责，但他内心最纠结、最悲苦的东西其实是面向苍天和世界，而此苍天与世界只能由其自身去寻求，因此，他将此转化为集中国文化之大统的“远志”，正是此种远志能使其超然于俗世功利或现实之悲苦沉闷，维护自我内在的一方超脱与独立，翱翔于俗世泥淖之上，而这也正是中国士人所守持的道统精神。

赵孟頫在《鹊华秋色图》中展现出内心之对立与冲突的构造：整幅画以左右布局，左右平衡，左为鹊山，右为华不注山，两山均表秋色，然两山之秋色大有不同，鹊山一方，一片田园气息，山下农舍隐现，有渔舟唱晚，羊儿闲散，屋前啮草，再下还有一渔夫在岸边以鱼竿敲打水面，正待收网，乡周还有各色树木参差分布，整幅画面活泼跃动，富有生活气味；然而，华不注山一方，却满眼萧索，枯树寂立，一字布开，人烟稀疏，层次单调；画面的中间部分则为两山结体之处，是为近景，有九株杂树，错落立于洲渚之上，九树之姿态不同，叶子之笔法亦不同。

渠敬东以为，华不注山部分表现的无人烟有“隐居”之隐喻，以画面的整体布局而言，则表现了一种对称结构，此种对称是政统与道统的对应，也即人世间与人世外的对称，而鹊山与华不注山则为赵孟頫自身人格的组合，值得玩味的还有两山结体的中间部分，此部分近景，是更加靠近赵孟頫自身的一种意象。简单地说，此画之笔法、物象及其表现的气韵，均是赵孟頫自我人格的表达，呈现赵孟頫丰富复杂的双重世界，承载了赵孟頫的世界理解与道统精神。

此外，赵孟頫之《二羊图》亦为双重结构的构造，画与画意之表达机制与《鹊华秋色图》相似。

渠敬东认为，我们由山林回归到承载山林的人，人被山林承载的同时也承载着山林，且山林永远都不是独立存在的，其与现实的政治和社会永恒地关联着，而由如此双重世界构造的个体所承载的才是中国文明塑造的人的本质面貌。探讨这个问题有助于今日之我们重新审视自我与我们的社会学。

主持人陈波认为，这是一种中国式社会学。渠敬东涉及的是从秦汉魏晋，经唐五代再至宋元的长时段历史中，士大夫之政统与道统二元性心境构造与表达、这一心境构造的复杂转折历程，尤其是在历次转折过程中，士大夫如何将现实与山林世界勾连起来并通过自身呈现出来。这一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社会学范式。此外，这一路径有一种以他者观照自我的视角，即以西方之画与画论参照中国山水画及其承载的文脉气韵，而此视角背后蕴含的是对今日中国精神危机的关切。

在开放讨论环节，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蔡炯昊博士首先问及：在经历大转型的当代，我们的神圣性存在于何处？我们的山林精神的寄托似乎只能由不古不今、不中不西的当代新载体进行承担？渠敬东认为表达或寄怀山林精神的载体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而当代的神圣性存在自然可由当代建筑或电影等产品承担，只是当代能以更为贴近我们自身的学问关怀生动表达传统文人精神的作品鲜少，另外，不古不今、不中不西才是我们当代对生命与世界的真实体会。

四川大学历史系本科生王柏森（音）因在攻读数学中无法感受到某种“神圣性”而转入历史学，但是否还有感受知识的神圣性之可能？渠敬东认为，我们的生活与知识在某种意义上均有一个神圣基础，但今日的社会制度将其瓦解掉了，我们在日常或研究中已越来越难体会到那种无限不可超越却又能与之融入的感受了。而这也正是每一种学问的经典基础与经验基础均十分重要之缘故。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硕士李志祥（音）认为社会学分析中，知识分析强调话语和权力的问题，而讲座中涉及的陶渊明、王维与苏东坡等士人典范，似乎也为中国社会中的少数。他们是否也体现了山林空间中存在着很强的话语和权力？渠敬东认为，诸士人典范实属典型性问题，而士人在山林与社会之间进出自然涉及到所谓的权力与话语问题，但山林与士人的概念超越于权力分析范畴，它指涉一种更宏阔的文明形态；真正的世界由诸多范畴所搭建，权力只是其中一种。今日之人文社科研究过度聚焦于利益化与权力化的逻辑，而忽略了其它的更多逻辑。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历史系本科生沈冠瑜（音）问及在今天机械复制的艺术中，还是在古代的状态中才能感受到神圣。渠敬东指出，山水画并非接近神圣的唯一途径，它只是我们用以理解与说明神圣的一种凭借，也并非具有了山水画这种物质形态，其所承载的古时的神圣系统即能在今日自然生发，因时移势易，时空环境改变，人们对人间事物的感受与生命体验亦随之变化，以今人之方式与山水画互动时，我们的感受与理解亦多变化。但或许我们能得到属于今日的独特神圣。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硕士生杨然（音）谈到中国古代的画作强调身体与气息的运用与世界合一，在今日全球化语境下，这种表达形态是否还在延续？渠敬东认为，将身体作为媒介是中国人理解与构建世界的一种方式，在绘画、书法、武术与中医等中均有相通的运用法。也是在此角度上，我们或可借此反思过度注重抽象观念与知识世界的现代。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历史系硕士生马天会问到为何中国文明会生发出隐逸思想，是否因为我们的政治没有一个较为成熟完善的体制与最高专权进行抵抗，因此士大夫只能在某些时刻选择退隐？渠敬东指出，中国的所谓山林社会是一个大的文化结构，此结构在帝王将相或平民百姓中均能寻见，只是此次讲授以士人为例，勾勒了这一结构与历代士人不断构造的关系与历程。权力虽然无处不在，但它不是理解世界的唯一方式，也并非是世界或社会成立的最重要基础，同样的，政治若只有权力关系之向度也难以成立。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博士生童为学（音）分享四川地区山林中的宗教造像呈现出儒释道混融的形态，讲授中亦有类似叙述，具体如何讨论儒、释、道之调和与混融？渠敬东回认为，若仅从佛教造像之维度探讨儒释道之混融，其非专业不能妄言，但儒、释、道之混融形态，在士大夫、庙堂或老百姓等不同层面，各有方式。比如，宝顶山石刻更多表现佛教与儒家孝道思想之融合，其民间教化意味浓厚，而北山石刻则似乎更表达出一种俗众信仰的佛教。严景珊《一个北平惯窃之自传的研究》与林耀华《金翼》等著述中亦有儒、释、道相遇混融的情境叙述。

最后，陈波强调渠敬东在问答环节所提出的“权力不是理解世界的唯一方式，也并非是世界成立的最重要基础”的观点，认为我们或可由此寻求一种不同于今日人文社科将权力与话语视作社会底层逻辑的、而是以“他者”的眼光去理解历史的世界的新思考路径。

本次讲座有吕红亮和王禹等老师与会，来自西南民大、西南财大和本校各学院的同学到场聆听；本次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文字整理：马天会

摄影、审阅：陈波

编辑：孙昭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