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6月10日晚，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汉藏古典艺术系列学术讲座第二十二讲在江安校区文科楼举行。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日本高野山大学密教学博士刘永增老师以“藏经洞出土密教美术品与敦煌石窟中的密教图像”为题发表了精彩学术演讲，讲座由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副所长张长虹研究员主持。讲座依托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献、绢画与石窟壁画，结合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等地的石窟遗存，系统梳理了毗卢遮那与八大菩萨曼荼罗、不空羂索五尊、恶趣清净等密教题材的图像谱系，并对部分图像“先有图像、后有经典”的生成逻辑以及敦煌密教图像艺术的传播路径提出了重要见解。

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了五六万件古代写本，其中纪年文书不到总数的十分之一，约一千件左右，其中约40件是纪年密教文献，包括密教美术品。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收录有题记文献948件，年代从406年至1002年。敦煌石窟中杂密观音类图像约有300幅，而藏经洞出土的相关经典仅约60件，二者数量悬殊，反映出图像实践与经典文本之间的复杂关系。

英藏敦煌绢画中一件过去被认为是“阿弥陀八大菩萨图”的作品，被从事密教美术研究的学者修正为“胎藏大日八大菩萨”。从《般舟三昧经》到不空《八大菩萨曼荼罗经》，八大菩萨的名号经历了从多系统到统一的形成过程，并且是“先有图像、后有经典”。不空译本中对各菩萨方位的描述，是对时存曼荼罗的实录，打破了以往认为经典先于图像的惯性认知。

敦煌的八大菩萨出现在中唐以后，至西夏共遗存有9处，但唯有东千佛洞第7窟完全与不空译本所载相符，系根据不空译《八大菩萨曼荼罗经》绘制，其余8处为图像传承。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东千佛洞第7窟不动明王有三眼，头顶上有阿閦佛，这是汉传密教区域内唯一一例，画法为敦煌传统，但出现了藏传特征，年代不晚于1300年。

八大菩萨曼荼罗除敦煌石窟外，还见于我国青海及西藏，以及印度尼西亚的门杜寺、日本的醍醐寺以及印度埃罗拉和奥利萨地区的石窟中。印度埃罗拉的九宫格形式（主尊+八大菩萨）以及主尊两侧重复出现观音和金刚手的“十菩萨”结构，与敦煌形成鲜明对比。

法藏一件高两米的不空羂索五尊绢画中，供养女神的排列为“花香灯涂”，而非“香花灯涂”，表明其属于理趣经系。更重要的是，不空羂索五尊均为胎藏尊像，四波罗蜜菩萨（金刚、宝、法、业）属于金刚界曼荼罗，位于大日如来外周四角，有着金胎两部曼荼罗相互融合的特征。

恶趣清净曼荼罗以榆林窟第3窟为代表。该窟发现画家画错涂改的痕迹以及大量“硬笔绘画”现象，吐蕃时期中原纸笔无法到达敦煌，敦煌人使用硬笔绘画。

密教美术传播路线的分析，需要对实物图像进行细致对比，“作品是第一性的”，只有通过实物比对才能理解图像的来龙去脉。东千佛洞菩萨画法中的一些特点，如上嘴唇框线、下嘴唇涂红、筒裙等特征在莫高窟和榆林窟未见发现，说明其来源并非敦煌本地，有可能是通过青海道（扁都口）传入。

在场师生与刘老师就埃罗拉八大菩萨的身份比定、藏文文献断代、敦煌与西藏艺术传播方向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互动交流。刘老师强调，不能简单地将敦煌藏文文献等同于吐蕃时期，五代归义军时期吐蕃文字仍在沿用。目前敦煌八大菩萨至少有三种不同系统，不空版之外还有待进一步整理。讲座内容以大量精美的图片进行了极为深刻细致的讲解，为理解敦煌密教美术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整理供稿| 叶坷恬

编辑| 孙昭亮

审稿| 刘永增、张长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