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6月23日19点至21点，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 “青藏高原历史与社会”系列学术讲座第三讲在四川大学江安校区文科楼二区518室举行。本次讲座邀请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孔令伟博士主讲《从“圣境想象”到“政教实相”：清入关前后对西藏认知的重构与转向》，由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中国藏学研究所副教授黄博主持。

本次讲座中，孔老师综合利用满、蒙、汉、藏多语种文献，从信息流通与知识生成的视角，系统考察了17世纪后金及清朝统治者对西藏地方认知的深化过程。在理论层面，孔老师指出清朝与西藏地方关系研究长期存在两种对立的叙事：一派认为藏传佛教对清朝而言只是“工具性”的利用；另一派则过度强调“施主与福田”的宗教关系，将清朝建构为“佛教政权”。这两种论述都失之偏颇，研究者应穿透官方话语，还原清廷与西藏地方关系史中多重面向交织的复杂历史实践。

满洲人对西藏的最早认知可追溯至1620年代。这一阶段，藏传佛教及西藏相关知识主要经由蒙古和安多传入满洲地区。满洲人对西藏早期认识的一个重要例证，见于天聪四年（1630）皇太极委托白喇嘛为斡禄打儿罕囊素修建的舍利塔及所立《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碑文汉文称斡禄打儿罕囊素为“乌斯藏人”，而满文则称其“菩提伽耶（满：Ocir-tu oron）地方之人”。“Ocir-tu oron”实为蒙古文借词，意为“金刚座”，原指位于印度的佛陀成道之地。17世纪以前的蒙古文献从未以此指称西藏。由此，将西藏比附为佛教圣地的观念，实为当时蒙古人在传播藏传佛教过程中的再创造。这一观念经由蒙古中介传入满洲，深刻影响了满洲人对西藏的最初想象，使其将西藏视为一处宗教圣地。

满洲人经由蒙古中介接触藏传佛教文化，其接受不仅停留在宗教象征层面，更深入到对藏传佛教经典的阅读与运用。1629年，皇太极从喀喇沁蒙古人处获得《萨迦格言》的蒙古文译本。根据《满文原档》的记载，明崇祯八年（1635），当时出身汉军八旗的鲍承先诸臣反对重用汉人降将，对此皇太极引用《萨迦格言》与《黄石公素书》中的道理，论证即使曾为敌方的来归者也应加以信任和重用，表明皇太极已将藏传佛教经典和道家著作中的理念作为其治国理政的思想资源。

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随着藏传佛教格鲁派在蒙古地区的再次弘传，以《十善法白史》为代表的“政教二道”思想在蒙古社会广泛传播。这一理念通过蒙古的中介作用，深刻影响了满洲统治者的政治思想。在此基础上，皇太极进一步将藏传佛教运用于政权合法性建构。明崇祯八年（1635），皇太极击败察哈尔蒙古林丹汗后，宣称取得两件象征性物品——“大元金佛”与“传国玉玺”。前者代表藏传佛教的正统合法性，后者代表中原传统的政权合法性。皇太极通过取得大元金佛、改汗号为“天聪汗”（满：Sure han）等行为，将满洲政权合法性上溯至成吉思汗与忽必烈。1636年，皇太极改元崇德，正式建立清朝。满洲八和硕贝勒在致朝鲜国王的文书中宣称其势力“东渐于海，西抵汤古忒（西藏），北至北海”，将联结西藏作为政权合法性来源之一。同时，作为大元金佛的来源地，西藏的圣地形象在满洲地区进一步强化。清廷文献在提及此事时称西藏为“孟库地方”（满：Mungkū ba），此词译自蒙古文“Möngke ġajar”，意为“长生之地”。此词原指拉萨，也可用以指代整个西藏，反映了蒙古人对西藏圣地形象的塑造及其对满洲认知的影响。

此后，清廷开始派遣使者前往西藏地方，西藏地方的“政教实相”逐步呈现在清廷面前。崇德二年（1637），皇太极首次派出官方使者车臣绰尔济（后获封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携蒙古文国书出使西藏。此时清廷对西藏局势极不了解，连收信人的称号都无法确定，只能称之为“图白忒汗”。崇德七年（1642），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返回盛京，带回大量西藏情报。清廷由此得知西藏存在格鲁派、萨迦派、噶举派等多支教派势力，以及藏巴汗与顾实汗两位世俗统治者及其争斗。与此同时，西藏政教界也开始对清朝有一些基本认识。

清朝入关前后，对西藏地方的政教领袖给予极高礼遇。如皇太极曾亲自起身出城亲迎变为五世达赖喇嘛回使的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一行，站立接受书信。顺治帝即位后，延续其父意志，邀请五世达赖喇嘛来京。顺治九年（1652）五世达赖喇嘛抵京时，顺治帝虽未如皇太极那般亲自出迎，但也派遣使者代表自己前往迎接。

清朝与西藏地方的关系并非只有友好面向，也存在很多矛盾，其中一个重要案例即为顺治朝爆发的“阐化王冒贡”案件。这一事件亦导致西藏的圣地形象在清朝统治者心中破灭，推动清廷重新审视对西藏的认知。

阐化王是明成祖永乐四年（1406）册封帕竹政权统治者的名号。明末，帕竹政权早已衰落，阐化王亦已名存实亡。然而，顺治五年（1648），自称阐化王国师的琐诺木必拉式（藏：Bsod nams bkra shis）声称“奉阐化王之命”，首次朝贡。但根据西藏史料记载，这位“阐化王”早在明天启三年（1623）便已去世。此后顺治七年、十年、十三年，亦有人以“阐化王”名义多次来贡。清廷对历次来贡者均给予优渥的赏赐。顺治十四年（1657），清廷决定派使者赴西藏实地赐封阐化王。使者锡喇布喇嘛（藏：Shes rab bla ma）与萨穆谭格隆（藏：Bsam gtan dge slong）抵达拉萨后发现真相并举报。清廷调查审理后认定，此系五世达赖喇嘛属下第巴索南群培派遣安多人冒充阐化王贡使，目的在于利用明嘉靖以来“在北京遥封阐化王，不遣使赴藏”的制度漏洞，骗取清廷赏赐并借机走私贸易，以获得双重经济利益。真相败露后，五世达赖喇嘛承认阐化王早已衰微，但仍请求让第巴继承阐化王贡额。而清廷则执意废除阐化王名号。最终，因顺治帝突然驾崩，此案未能深究。

“阐化王冒贡”案揭示出清廷对西藏认知中“信息茧房”的存在。这一信息不对称问题延续至康熙朝，最终促成清朝建立西藏情报网络。研究清朝与西藏地方的关系不仅关乎西藏史或民族史，更关乎理解“何为中国”这一重要议题。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研究的当代语境下，厘清“交往交流交融”的真实过程，方能筑牢正确的历史认知基础。

最后的交流环节，主持人黄博教授进行了讲座总结。他指出，孔老师的讲座生动而详实地展现了清廷与西藏地方之间信息流动、情报获取的复杂过程，揭示了其间产生的偏差与修正机制。这一研究路径实际上为“交往交流交融”研究指明了深化的方向——交往交流交融不只是“点赞之交”的友好叙事，更包含信息不对称、误会、博弈乃至欺骗等多重面向，而这恰恰才是真正体现“一家人”关系的深度交往。同时，黄博教授结合自身研究唐朝吐蕃史的经验，指出孔老师所讲的皇太极引用《黄石公素书》一事，与唐代吐蕃翻译《尚书》时的现象具有相似性。吐蕃译者在翻译儒家经典《尚书》时，纳入了诸多比干挖心一类的民间传说。这说明在文化交往的早期阶段，接受方常常不是优先吸收对方“正统”的经典诠释，似乎更容易接纳民间流传的、更具故事性的知识。随后，在场师生就清廷“信息茧房”的形成和影响、清廷对西藏礼仪从平等到君臣化趋势背后的思想动因、清初西藏被等同于“西天”的观念来源等问题展开了积极友好的讨论。此次讲座在掌声中圆满结束。

文字整理| 兰然

摄影| 叶坷恬

编辑| 孙昭亮

审稿| 孔令伟、张长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