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我所吕红亮教授领衔的国际合作团队（四川大学、德国马克斯-普朗克人类历史科学研究所，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在国际著名考古期刊Antiquity发表论文。这是该团队自2021年以来在该杂志发表的第三项西藏考古研究成果。Antiquity杂志于1927年由英国考古学家O. G. S. Crawford创刊，致力于发表世界范围内的前沿考古研究，在国际考古学界有显著影响。

        近年关于青藏高原农业的起源和发展的讨论尤其热烈，但高原腹地仅有稀少的古代植物证据见诸报导，这严重阻碍了我们对该区史前生业经济以及高海拔适应性的认识。2019年四川大学的西藏考古团队在位于青藏高原西部的西藏阿里地区5个遗址——吉翁、丁东、皮央、扎布和甲孟雄，开展了系统的考古工作。这些遗址都位于海拔4000米以上。除甲孟雄洞穴遗址位于噶尔县狮泉河沿岸外，其余遗址都位于札达县象泉河的支流上。这几处遗址与已知的诸如卡尔东、泽本等遗址有着体量上的显著差别，均为较小型聚落的营地遗址。通过遗址中碳化种子样本的¹⁴C测年，确定了其时间跨度约为公元前400年至公元550年，处于西藏西部早期社会复杂化的时期。

研究团队对5处遗址进行了该区域内迄今为止最大量的植物考古浮选与鉴定工作，共报告了3358个碳化种子。研究表明大约在公元前400年，大麦已在西藏西部地区被普遍种植。通过对比西藏东部、中部，以及喜马拉雅南麓已发表的数据，研究团队发现随着海拔升高，农作物结构的多样性明显变低；此外，阿里地区高等级遗址中的植物遗存多样性也明显高于小规模遗址，这充分显示了生态和社会因素对高海拔地区早期农业抉择及发展具有双重的影响。

这项新的植物考古研究有助于更全面地了解青藏高原、尤其是西藏西部不同海拔地区的农业适应性。研究团队发现，从农作物种植的角度可以把青藏高原分为三个区域。

第一个区域是海拔高于4600米的极端高原，无法进行耕作的区域，以甲孟雄洞穴遗址为代表。这里因霜冻和干旱而不能种植任何农作物，是纯牧区。在该遗址1.6米深的探方中多个文化层的间歇堆积代表了多个人类占据阶段，但所有的文化层中都未见驯化的谷物。甲孟雄洞穴遗址的古代居民在此环境下很可能只专注于牧业经济，而不种植大麦。虽然缺乏大麦遗存但并不意味着该遗址先民不吃大麦，该遗址可能是一个转场游牧系统中的临时营地，不能反映所居人群食物生产和消费的全貌。

第二个区域是4000米至4600米间的高山河谷，是以大麦种植为主的农业边缘地带，吉翁、丁东、皮央和扎布等小聚落遗址是为代表。在这些遗址中，大麦遗存的数量多、密度大。研究结果表明，至少在公元前400年左右，西藏西部的札达盆地就有大麦种植。

第三个区域是呈现多样性农业系统的高原河谷低地，以喜马拉雅山西部海拔较低的山谷中的遗址为代表。例如，在克什米尔河谷，来自Pethpuran Teng遗址的数据显示，早在公元前2500年，该地区就已经种植了大麦、小麦、粟、扁豆和豌豆等。此后，附近的Kanispur、Qasim Bagh、Burzahom、Gufkral和Semthan等遗址也发现了类似的多作物种植系统。类似的模式也能在高原东部和中部的相对低海拔的温暖河谷中找到。譬如，公元前1500年后，西藏中部曲贡、昌果沟和邦嘎遗址的植物考古遗存所表明的大麦、小米、小麦和荞麦等的多元作物组合，以及尼泊尔北部，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1200年间，Mebrak和Phudzeling遗址的以大麦、荞麦为主的作物系统。

此外，本项研究也揭示了西藏西部不同规模遗址作物生产和消费的差异。此前考古证据已证实了西藏西部公元前第一千纪中期社会复杂化开始萌芽，其后的墓葬和居址规模及出土物出现社会分层。本项研究发现这样的差异也反映在作物的种植和消费上。西藏西部小型遗址的农牧民没有采用种植制度多样化的策略，而是集中于最大限度地生产环境耐受力较高的大麦，这与世界上其他地区通过作物多样性策略来减少气候变化造成的风险有着显著不同。在这里，单一作物种植可能节省了用于更为关键的牧业活动的时间和劳动力。尽管面临类似的生态挑战，西藏西部的大型遗址比前述所分析的小型遗址显示了更多样化的组合。诸如卡尔东遗址及其附近的曲踏、故如甲、加嘎子高等级墓地发现了大麦、小麦、小米，甚至是水稻和茶叶。通过与西藏西部小型遗址的普通农牧民相比，同时期大型聚落和墓葬的精英阶层可能控制了更多的财富、劳动力和更广泛的交换网络，通过更灵活的农业策略和更广泛的贸易联系，获得多样化的农产品，与此同时，进一步巩固其较高的社会地位。

本项研究进一步推动了青藏高原早期农业研究，为高原生态多样性及其社会差异所导致的史前农业策略的不同提供了重要研究范例，对认识高原农业发展、生态环境和人类活动的相互关联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本项研究为西藏西部样本量最大，覆盖遗址最多的植物考古研究, 不仅加深了我们对西喜马拉雅史前生业经济和社会组织的认识，还将促进我们对史前人类适应极端环境的理解。

德国马克斯-普朗克人类历史科学研究所考古系博士生唐莉（曾为我校考古系硕士研究生）为本文第一作者，我所吕红亮教授为本文唯一通讯作者，研究成员包括我所李帅副教授、杨锋博士及博士生徐海伦。这项工作得到教育部人文社科青藏高原丝绸之路考古调查与研究计划、中国科学院战略重点研究计划等有关项目的联合的支持。

论文信息：

Li Tang, Hongliang Lu, Xinzhou Chen, Hailun Xu, Nicole Boivin, Michael Storozum, Feng Yang, Shuai Li, Xinyi Liu, and Robert N. Spengler III, “Prehistoric agricultural decision making in the western Himalayas: ecological and social variables”，Antiquity, Volume 96, Issue 389, October 2022, pp. 1214 – 1231，DOI: https://doi.org/10.15184/aqy. 2022.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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