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5月15日下午三时许，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副主任，历史文化学院民族学系主任，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暨历史文化学院周传斌教授莅临我校，以“国族的塑造—以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为例”做了一次精彩生动的线下讲座。本次讲座是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主办的李安宅系列讲座第50讲，由陈波教授主持。

（周传斌教授讲座中 陈波摄）

周传斌在民族学和人类学等领域著述颇丰，自本科时代便有论文发表，迄今在各学术期刊发表论著甚多。博士毕业后，周传斌基于研究兴趣周游中东列国，对于这些国家民族主义的政治进行了深入观察。

本次讲座以他在土、伊、巴、印诸国的访学考察为主线，通过对四国民族主义起源，发展和现状的回顾与观察，反思近代以来第三世界国家民族主义的构建过程。对民族主义这一政治概念如何与亚洲本土的历史、文化、时事和地缘条件相结合，新时代如何铸牢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等问题提出深刻见解。

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首席发言撰稿人、沃里克大学教授爱德华·莫蒂默（Edward Mortimer）认为，民族主义仍然是现代欧洲政治中“最强大的政治力量”。周传斌据此指出，民族主义及其相关概念依然在现代国际政治及各国扮演着重要的作用，而亚洲诸国的民族主义构建经验对于我国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

但学界对民族主义的起源，有颇多观点。譬如厄内斯特·盖尔纳，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以及埃里·凯杜里等认为民族主义起源于18世纪末叶的法国大革命时期人民对于新型国家的想象，在此之前并不存在；而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则提出远程民族主义说，认为民族主义最初是美洲殖民地人民将反抗英国统治的诉求和欧洲启蒙思想相结合的产物；尚活跃于学界的莉亚·格林菲尔德则提出16世纪时期英国的一系列政治变动产生了最初的民族主义。

霍布斯鲍姆认为18世纪末，法国知识分子通过“符号，神话和适当裁剪的历史”逐渐构建起“民族（nation）”这一概念，使得该词一开始便和“国家”及“人民”息息相关，几近等同。而关于“民族”本身则有两种不同的解释，革命民主派认为享有主权的全体公民就是国家，而民族主义派则认为构成国家的人民必须具有不同于外国人的某种共同性。基于这两种解释，民族主义实际上可分为强调公民身份的公民民族主义（civic nationalism）和强调族裔的族裔民族主义（ethnic nationalism）。

周教授认为公民民族主义显然更温和、更实际，而族裔民族主义由于其本身基于血统和文化的双重共同体想象，所以并不利于现实中的国族政治建设；结合16世纪英国民族主义构建过程的相关史实，莉亚·格林菲尔德所提出的“个人主义-公民型民族主义”学说具有较高的借鉴价值，公民的民族性和公民权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除了战争和革命，公民权社会的构建也是民族主义的一种重要形成方式。

根据吉登斯的看法，欧洲各国在近代的王朝战争中形成了具有欧洲特色的民族主义。各国由传统国家演变为绝对主义国家，又由绝对主义国家演变为民族国家，各国人民由宗教信徒演变为王朝臣民，又由王朝臣民演变为祖国公民。莉亚认为，nation一词在16世纪开始用来指称一国的全体人民，而非仅仅用来指代教会高层中的某一派别。以民族主义为核心的体系最终在全欧洲范围得以确立，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体系替代了旧的封建政治秩序，主权在民的思想取代了君权神授的古老意识形态，民族主义的三大核心即平等、人民主权和世俗化成为近现代社会发展的基石。政府由人民赋予权力，向人民负责，权力的来源由上帝转为人民。本尼迪克特认为，人民这一概念在政治上被抽象化为民族，而民族则取代宗教原有的政治生态地位，在现代政治中发挥着类似过去宗教的重要作用，人们认同的核心从君主与神转向国家与民族，由神学宗教转向民族主义，民族—国家成为人们新的效忠和崇拜对象。这一情形从19世纪一直延续到今天，构成现代民族—国家政治体系的基础。

一般来说，民族与国家的组合有三种情形：一种是经典民族国家（classical nation state），即首先在欧洲和美国出现的民族—国家形式，其清晰的国界划分形成于近代的欧洲的国际争端；一种是国家民族（state nation），即国家先于民族的建立，由此构建起来的民族—国家缺乏建立统一象征性共同体的先天问题；第三种是无国家民族（nation without state）如苏格兰人、库尔德人、巴斯克人等。

在这一思路的背景下来看民族主义在土耳其、伊朗和巴基斯坦诸国的接受路径和现状就颇有意义。因为亚洲在近代之前存在族群复杂、疆域广大、君权强势的诸帝国，所以亚洲各国的情况比较接近于第二种情形，与西方殖民者自己殖民的在非洲诸国与印度尼西亚等捏合划分出的国家不同。这是因为欧洲民族国家的经验是从罗马帝国走向中世纪天主教神权统治下的诸侯王国，又在近代演变为绝对主义王国，最终形成现代民族主义国家。欧洲民族主义国家的产生是一个和欧洲特殊的历史文化紧密结合的、自主的过程。而在近代西方殖民者来到前，清帝国、波斯萨法维帝国、印度莫卧儿帝国以及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从政治面貌上都不太具有某种明显的民族属性，而更多强调君主的权威，对于帝国境内复杂多样的族群、文化和宗教持包容开放的态度而实现政治一体。在近代，这些国家被迫将自身发展道路嫁接进西方定义下的民族主义国家建设轨道，试图通过将国境内的诸族群、文化乃至宗教加以同化而建构一体政治。

土耳其案例：从哈里发到突厥民族主义

自奥斯曼王朝建立以来，土耳其经历诸位苏丹如奥斯曼一世、穆拉德一世、巴耶济德一世的统治，逐渐走向强盛；在征服者穆罕穆德二世时期，奥斯曼土耳其攻占君士坦丁堡，东罗马帝国灭亡；随后苏丹冷酷者赛里姆一世进军埃及，消灭马穆鲁克王朝，取得哈里发的头衔。1494至1566年，大帝苏莱曼将奥斯曼土耳其的国力推向高峰，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影响力扩展至东到波斯，北至南俄罗斯，西到中欧，南至印度和东南亚的广大地域。历代苏丹的励精图治，使得奥斯曼土耳其从巴尔干上的一个塞尔柱王朝治下的贝伊国发展为横跨欧亚非三州，多元文化和人口汇聚的大帝国。

周传斌认为，奥斯曼土耳其对于其统治范围内的异教和异民族的文化长期采取开放包容的政策。譬如，尽管穆罕穆德二世把索菲亚大教堂改建为清真寺，但没有摧毁这座教堂的装饰，也没有铲掉教堂里面的马赛克绘画。实际上，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宗教政策十分宽容。异教徒只要缴纳人丁税就被视为合法公民，享有宗教自由，只是社会地位比穆斯林要低。在君士坦丁堡，有希腊东正教的大主教和犹太人社区，也对什叶派的存在表达尊重。不光是在宗教上，在法制上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不仅允许不同法学派系的伊斯兰教法法庭的存在，甚至允许不同宗教的法庭存在。在奥斯曼宫廷中，大部分维齐尔（即首相）都不是土耳其人，而是巴尔干地区的改宗基督徒。

土耳其的国族建设措施之一是通过设立1453年征服博物馆来塑造国民对过往历史事件的共同记忆。土耳其政府在博物馆里展出了有关1453年穆罕穆德二世苏丹攻占君士坦丁堡的一系列事件相关文物，试图塑造一种自信的、以征服者姿态出现的的民族记忆来促进本国民族主义的建设。周传斌由此认为，可资我们借鉴的是，展现本国的民族记忆可以有多种维度，多种方式。

伊朗案例：从什叶派王朝到作为雅利安人后裔的伊朗民族主义

伊朗是中东地区的文明古国，自阿契美尼德王朝以来这一地区一直由伊朗民族建立起来的帝国统治，有着丰富的历史人文遗迹。在第二代哈里发欧麦尔时代，阿拉伯人征服萨珊波斯，伊朗人皈依伊斯兰教。公元16世纪初，来自阿塞拜疆的红头军领导人伊斯玛仪建立萨法维王朝，定都大不里士，将十二伊玛目派定为国教。在萨法维王朝时期，伊朗虽然经常与西方逊尼派占多数的奥斯曼土耳其发生战争，但依然在中东建立起了多民族多文化的帝国，不同的宗教、人口和思想在帝国充分交融。以亚美尼亚人为代表的基督徒和犹太人在萨法维王朝境内十分常见。宗教宽容还体现在伊斯兰内部教派的相互学习和融合上，比如在伊斯法罕，什叶派和苏菲派的思想相融合，诞生了著名的伊斯法罕法学派。

倭马亚王朝的第二代苏丹将穆罕默德的女婿阿里之子侯赛因杀害，制造了卡尔巴拉惨案。什叶派由此从支持阿里一脉的政治派别转向宗教派别，将侯赛因的死亡比作亚伯拉罕献祭儿子以撒给上帝，给这一事件赋予了宗教意义。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巴列维王朝被推翻，新的政权确立了所谓宗教学者监国的体系，宗教学者在政治体系中获得了重要权力。神权政府试图把什叶派精神和伊朗民族主义捆绑起来，把什叶派在卡尔巴拉惨案中的牺牲-献祭精神比附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与伊拉克萨达姆政权以及美国的斗争之中，视为塑造伊朗民族主义的重要工具，在当今的伊朗政治中具有重要地位。不过，周传斌认为目前伊朗民族主义的本质并不是复古的、完全宗教化的。由于现代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诞生于1979年推翻巴列维王朝的革命活动，所以这种民族主义在什叶派教义之外还吸纳了马克思主义中关于革命的理论。此外，巴列维王朝时期所遗留下来的对于雅利安人历史文化遗产的认同也是当代伊朗民族主义的一部分。

（周传斌摄）

周传斌在伊朗访学期间注意到，什叶派信仰和伊朗的国民生活息息相关。如伊朗的法律法规基于伊斯兰教法，所以在宗教节日如阿舒拉节期间有全国性的大规模活动。但什叶派信仰对于社会的影响仅仅限于宗教、政治和法律层面。许多普通伊朗人在私人生活中对于宗教并不热心，甚至十分反感。因此，神权政体的合法性在构建伊朗民族主义方面并没有取得它所期望的成功，反而遭遇了冲击。

巴基斯坦案例：以印度为假想敌的清真之国

巴基斯坦的民族主义跟伊斯兰教在印度的发展有关。伊斯兰教在印度及巴基斯坦地区的传播较早，在16世纪之前便在北印度地区拥有大量信众。来自中亚、信奉逊尼派的巴布尔在1526年进军印度建立莫卧儿王朝，其孙阿克巴大帝在16世纪下半叶完成了对印度大部分地方的征服，建立了强大的帝国。阿卡巴在宗教方面推崇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的调和，颁布戒律试图使各宗教和平共处，相互借鉴。莫卧儿帝国虽然是一个外来的伊斯兰政权，但在维护统治过程中选择了和奥斯曼土耳其以及波斯萨法维王朝相同的政治倾向，即不以民族和宗教为限，而试图建立一个涵盖多民族和多宗教的国度。

1947年，英国退出印度，原来的英属印度西北部和东部的穆斯林居住区在真纳的倡议下从英属印度的主体中分离出去，建立了奉伊斯兰教为国教，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巴基斯坦，后来东部地区独立为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和印度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爆发数次冲突。巴基斯坦的民族主义几乎完全建立在伊斯兰教和对抗印度之上。由于印巴分治前夕前往巴基斯坦的穆斯林多为有财力的中上层阶级，许多下层穆斯林普通百姓仍然只能留在印度，所以印度仍有2亿多穆斯林人口，几乎与巴基斯坦总人口相当。而伊斯兰教也无法解决巴基斯坦内部的族群冲突问题，譬如俾路支地区便频有极端民族主义者引发的暴力事件。巴基斯坦与印度在历史上有很紧密的联系，没有独属于巴基斯坦的文化记忆。在这种情况下，巴基斯坦的民族主义便只能建立在与印度的对抗上。周传斌通过巴基斯坦与印度边境的换岗仪式的纪录片，直观地向听众展示了巴基斯坦的民族主义在换岗仪式中的体现。总的来说，巴基斯坦的民族主义构建尤其不成功，为社会治理带来了麻烦，不利于国家的长远发展。

（周传斌摄）

周传斌认为，民族主义（Nationalism）和民族国家（nation-state）起源于欧洲的特殊政治意识形态及其国家形态，可能并不适合亚洲各国的具体国情，更非普世真理，不具有必然性。但是随着殖民主义的世界扩张，以及二战后殖民主义时代的终结，广大的非西方国家却都普遍接受了这种欧洲舶来品。恰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说，“民族国家就像一件紧绷绷的小马甲，穿在庞大的中华帝国的躯体上，并不合适。”因此，照搬西方民族主义是不合理的。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三个伊斯兰教国家，分别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萨法维王朝、印度莫卧儿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尽管都走上了“建构国族”的不归路，但其国族主义总是在民族和宗教之间反复纠缠，国族建设的成效不显，伊朗和巴基斯坦尤为典型。以此观之，中国能否走出西方国族主义/民族主义的阴影？中国的国族塑造（nation-building）又应是怎样的呢？

随后，周传斌教授与现场多名听众互动。正在北京大学就读的郭顺认为历史上的“帝国”普遍在对内统治上奉行包容和开放的政策，但似应警惕一种“纪念史学”，即对过去进行不切实际的美化。此外，虽然目前世界各国都是民族国家，但大部分国家在内部并不同质，该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周教授认为这一问题涉及到根本的现代性问题，被同化到西方话语体系的当今学者实际上无法完全脱离既有的知识体系，也很难不去使用民族主义和其相关的政治话术。但人类学者可以以本身的立场去反思，如人类学界曾讨论的“南方问题”对于这一话题便有涉及。

来自国际关系学院的达娃尖措提出：公民民族主义和族裔民族主义之间是否存在演进关系？不同国家对二者的定义是否会有所区别？周教授认为二者没有进化关系，两个概念的区别在实质上和孕育出两个概念的西方价值观有比较密切的联系。西方之外的国家有自己的文化和政治传统，可能在相关定义上会有所区别，但他们的当务之急是提出自己的理论，否则也会有陷入西方话术的危险。

对于宗教在民族主义中的作用，来自世界史专业的陈昊就当今土耳其选举所反映的城乡问题，认为宗教在城乡的传播和接受的情况不同，或许会使得城乡民族主义的构建过程出现区别。周教授认为就土耳其的具体国情来看，由于伊斯兰教天然诞生于商业城市之中，其传播和接受情况在城乡间没有特别明显的区分。政治和宗教在具体情况中不能完全视作一体，埃尔多安是比较保守亲伊斯兰传统的政治家，但他及其政党也面临着来自伊斯兰教的反对之声，如费图拉·居伦及其支持者。

世界史专业的唐运韬谈及二十世纪土耳其、伊朗和俄罗斯学界关于古代游牧民族族属的研究，有“寻找伟大祖先”之举，与事实相违，明显是族裔民族主义。这类祖源探索，是否是族裔民族主义在学术上自我消解的过程？周教授认为这种目的论导向的、旨在追寻祖源的学术研究，难以说是族裔民族主义的自我消解，但随着方法论的不断演进一定会被超越，毕竟“从民族之中拯救历史”是当今学术界的一种主流趋势。

民族史方向的马天会问及普通伊朗人民对于伊斯兰教和民族之间是如何进行认识的？不同国家的民族主义如何走出符合其情况的独特道路？周教授认为伊朗民族主义的构建并不成功，面临着民族主义和宗教之间来回拉扯的困局，让许多普通伊朗人感到困惑。伊朗的例子提醒我们在建构符合本国情况的国族主义时，除了不照搬西方经验，还要格外注意本国国族主义具体的内容构建。

周传斌以独到的学术眼光，在游历中发现亚洲走向民族主义道路上的种种问题，对民族传统和宗教是如何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发挥作用进行了深入观察。对于这三个伊斯兰教国家国族建构的回顾和分析，可以提醒我们如何去理解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及可能性。主持人陈波着重指出不能以当今民族识别后的民族概念去倒推、重塑过往的历史，否则就是在虚构过去的历史记忆。他认同周教授的观点，认为中国应该走出属于自己的国族塑造之路，应该从具有时空融合性的，更加包容的角度去塑造新时代下具有中国特色的国族主义，而非照搬西方舶来的追求单一化、同质化的民族主义。

来自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与国际关系学院等单位的师生参加了本次讲座。历时约三个小时，本次讲座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