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5月20日（周六）下午，四川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李安宅讲座”第51讲在线上举行，特邀请旅法学者、法国高等社会学学院人类学博士贺霆主讲“中国人类学西方社会研究——以西学中医为例”；贺霆博士是法国西学中医成果研究会秘书长，曾任厦门大学教授及云南中医学院教授，先后担任过厦大人类学西方社会研究中心主任、云南中医学院中医西学研究所所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中医人类学》学科带头人、国家汉办《国际（西学）中医文化推广研究基地》首席专家，他也创建了中医西学博物馆及教育部《中医人类学》硕士点。

贺霆博士主张，中国背景的人类学家应该去西方主流社会进行研究。本次讲座的重点是以他在欧洲长期研究西学中医为例，谈这种研究对于中国人类学的意义。贺霆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件事情到现在为止很少人去做？为什么中国人类学界可以也必须做这件事情？困难在什么地方？怎么去解决？

贺霆认为，人类学有两个基因，即西方血缘与异文化研究。它们决定了人类学的研究兴趣、方向以及对象，即西方人去研究非西方社会，而西方社会永远没有被人类学研究过。中国人类学界也一直遵照这个西方传统做中国社会田野，并称之为“本土化”。虽然现在形势开始有所变化，中国人类学者也开始做海外研究，但都还在小心翼翼地做一些跨界的、移民的，或者说是传统的区域，像非洲地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景军曾表示我们要去研究非洲，非洲要来研究我们，这样就能在西方学者的“一统天下”内，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很有见地。但是，贺霆觉得最直接的还是要去研究西方人类学家们所归属的社会和文化，这样才能真正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

今年四月份，清华大学景军在他所主持的一场论坛中，将贺霆放在中国海外民族志的中兴代。贺霆认为，对海外民族志而言，他可以被归在中兴代；但如果是研究西方主流社会，他可能是第一代。贺霆觉得如果自己有“代表作”，并不是他在2006年发表的主要讲中医的“法国中医的现状与启示”（《亚太传统医药》2006年第5期），而是他在一年后写的“跨文化的中医——对法国社会的一次人类学研究尝试”（《跨文化研究》第20辑，南昌：江苏人民，2007年2月），该文介绍他如何以中国人视角对西方主流社会进行研究。贺霆认为，自己的研究不是在为现有的人类学非西方研究大厦添砖加瓦，而是另起炉灶，可以形容为西方社会研究“破棚子”。

贺霆在欧洲进行实地研究的时间大致上是1994-2004年在法国攻读硕博士学位期；之后经历2008-2010年厦门大学人类学西方社会研究中心时期，2011-2018年云南中医药大学时期，以及2019年至今西学中医成果研究会时期。

贺霆一开始在法国做田野时，根本不知道竟然还有一些西方居民，在和中国基本隔绝的情况下，自己去看中医理论，通过查字典以及汉学家的翻译，然后根据自己的想象，创造出了西学中医。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实地研究后，他发现西学中医是“过中国化”的，比中国人还中国，即对中国文化传统元素进行浓缩、夸张和重塑；而且他们认为自己才是中医的传承者，自己的路子才是真正的、古典的、原本的中医。此外，西学中医不是被动的，它不是我们输出去的，而是西方居民主动学习，理解，并进行重塑的一种“中医”。这是它的一个特点。

不过，贺霆认为自己最终研究的其实不是西学中医，而是西方人的中国印象，是研究西方人在自己创造中医的过程中，他们的理念、行为、产品是怎样受到“中国印象”的影响。因此，他认为自己并没有局限对一个亚文化圈的研究，因为自己的研究将其延伸到了一个所有的西方人都会有的一个主流文化观念，就是对东方、对中国的想象，这是一个西方社会里普遍存在的文化规则。把研究转向西方中国印象，就比单纯研究西学中医“人类学”多了，因为人类学家做研究的目的，就是要了解和研究文化规则。贺霆认为，“中国印象”就是西方社会的一个“神话”，它的功能跟传统社会一样，规训着该文化圈内居民的有关行为。

因此，尽管他的博士论文有三分之二都是在讲田野调查时所看到的东西，但是并没有完全讲西学中医，而是扩大到法国日常生活中所出现的“中国符号”。这些中国符号以及法国人与此相关的行为、观念都被同样一个神话所规范。如此，贺霆便将原来好像对法国亚文化圈（即当地的中医业者）的研究变成对法国乃至欧洲主流社会—文化的研究，这一点最为重要。另外，他认为自己博士论文最出奇之处是论文前面的三分之一，讲他自己经历和认知的中国，为的是把他自己的中国印象“借给”法国评委老师们，以期让他们获得“外部眼光”来看他们自己同胞有关中医的行为、理念和产品。贺霆的意图是让他们先把中国人在国内有关中国的印象作为背景，再将论文后面三分之二的观察投射上去，这时候才能看出其中的“怪异”，才有把它合理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因此，该博士论文的真正意义是跟西方人讲他们的“西方中国印象”。因此它的写作方式也是颠覆性的：从传统上的“我们”（欧洲人）讨论“他们”（非西方人包括中国人）变成“我”（这位中国人）讨论“你们”（欧洲人）。

具体来说，贺霆在博士研究期间的发现是，在欧洲社会生活中凡是跟中国有关的活动，不管是展览还是演出，或多或少都会受到同一个文化规则（西方中国印象）规训，所有符合这个文化规则的行为、观念就被保留下来，不符合的就被扬弃掉了。而西方对“中国”意义的存留又是以自己日常事物的镜像为标准的，贺霆把这种筛选机制在他的博士论文中总结为：“相异得奖—相似受罚”。而对于“中国”这个印象，我们中国人虽然也同样受到文化规则的规训，但却与西方的“镜像”逻辑相反：从近代以来，中国居民已经逐渐接受西方事物并将现代化、科学化作为发展的目标，中医也是如此。这就使得贺霆能够体会到法国中医业者乃至整个法国社会居民（包括评委老师）在“西方中国印象”规训下显出的“怪异”，并以特殊的写作方式呈现给法国人类学界。

就西方主流社会研究的重要性、必要性问题而言，贺霆指出，因为“灯下黑”现象，西方社会的人类学最发达，但对西方社会的人类学研究却基本阙如，这里讲的是人类学知识，而不是被有自我言说功能的西方学界讲得清清楚楚的西方历史、文化等知识。西方主流社会居民的普通行为是西方人类学家的一个弱项，因为他们如果要研究的话，必须要从自己的社会里跳出来。而我们中国学者本来就不属于这个社会，所以我们很天然地具有这种距离性的视角，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我们觉得很奇怪、而他们觉得司空见惯的事情来作为我们的研究对象。他们的难处在于缺乏文化差异，而我们与西方的文化差异是很自然的。研究那些最最普通的，司空见惯的西方居民的行为（即主流文化规训的结果），这才是我们中国人类学家最容易出彩的地方。2009年，贺霆受邀在中央民族学院就此作过一场讲座，当时的题目叫“王冠之钻”，意思是说人类学西方社会研究最难摘取，但是它最有意义，意义就在于西方人根本没办法去研究。所以，“如果说海外人类学研究是中国人类学的王冠，那么西方主流社会研究就是王冠上的钻石”。

贺霆认为，对中国人类学而言，如果我们把这一块研究好的话，就可以把人类学格局给平衡起来。目前，国际人类学的格局是极不平衡的，这点甚至很危险，因为从人类学意义上说，我们在西方人眼里是很透明的，而我们对西方一无所知。我们中国的人类学家很自豪，把中国边缘社会研究得很清楚，在世界上也发表了很多文章，也得到了很多的赞许。中国背景的人类学家在国外的大学体制里工作，他们的研究对象、他们赖以获得资源或者获得声誉的也是中国田野。中国人类学界请西方专家来中国，讲的也还是中国田野。当然，现在中国人类学界也开始关注海外非西方社会，这开始有点意思了：因为西方学者、中国学者大家都是非西方社会的局外人，算是升了一格，比大家都在讨论中国问题要高一些，难度也大一点。但是欧美人类学家在那些地方做了很多年，我们望尘莫及，最多也只是添砖加瓦。而如果去研究西方主流社会的话，那些西方人类学家就在里头，自然也属于我们的研究对象。于是这些本来是在天上的“上帝”“导师”“专家”，在我们去研究西方主流社会的一刹那都落入凡尘了。他们很自然地要跟你“平视”，甚至是“对视”。从功利方面来讲，这也是我们中国人类学界获得真正的学术人格、学术地位的一条捷径。

关于研究困难方面，贺霆认为，今天国内学者的外语水平、经济能力及专业知识，去西方做田野毫无困难。困难的首先是如何处理西方社会这个巨系统，它与我们惯常的简单村落不同。贺霆说其实我们做西方社会人类学研究，还是两个看家本领：参与性观察、深入访谈。他的做法是将是把文化同质的居民视为为一个“人类学村落”，而不受地理边界限制。比如他将西学中医作为一个同质文化逻辑的“村落”，把在欧洲各国及北美所见到的23派当做23个“家庭”，通过结识“家长”（即学派掌门人），获得进入田野、参与其活动、访谈其“家庭成员”的便利。贺霆认为我们的真正的困难其实只有两个：第一个困难是外部的，即国际人类学格局与国内的学科管理。西方人类学界对非西方包括对中国田野的偏好以及他们目前的学术主导地位，会使我们所做的西方社会研究难以得到关注、声誉；而国内学科体制把人类学归属民族学和社会学也自然把学术资源更多地分配给民族问题和社会问题研究。这些外部环境短时间内不会改变，会阻碍中国人类学者选择去西方做田野。不过第二个困难是学者自己的“心魔”，更难克服。之前我们到国内的一个农村或者到少数民族地区去做田野调查，会在研究对象面前有一个天然的优势地位；但是我们那怕是清华北大毕业，去到一个诺曼底的农民家里，不会有在中国所习惯的优越感。这就是我们的人类学家到了西方田野点以后最要克服的第一个心魔：到底谁更古怪、更需要被观察解读？所以，我们要在研究西方社会时学会用王铭铭提出的“帝国之眼”，破解不敢把西方居民当做研究对象的心魔。第二个心魔是“功利性”，王铭铭最近的一次讲座讲到要超越知识本身，不要去讲知识的功用，科学本身是没有功用的，要有科学的超越。贺霆觉得如果我们认为人类学是科学的话，就要超越功利性。但我们从费孝通开始，就讲要有用，要利于民；要民族团结，要改善农村生活……所以“有用”是人类学在中国赖以生存的基础，这本来是前辈人类学家为保存血脉的权宜之计，但大家一直顺着这条路走，以致自己也觉得先要证明研究能解决什么实际问题。但是，如果要去做西方社会田野的话，的确讲不出什么实际的功用，至少比去做中国农村或少数民族如藏族研究要“无用”得多。回归人类学的好奇心，就能破解功利性心魔。

对于外部困难，贺霆提出两个解决之道：一是“挂羊头卖狗肉”与“搂草打兔子”。“挂羊头卖狗肉”，比如他自己最初想在国内直接推动人类学西方社会研究，但很难申请到研究经费；后来以西学中医为名进行研究，一下子火起来，什么都有了，借这些资源不但为中医界做了许多事，同时也做了8年正经的西方社会人类学田野。语言是人类学研究的基本工具，比如来中国做研究的西方人类学家大都是学中文出身的。同样，我们可以将手伸到外国语院校，给他们的学生上人类学的课程。等到他们去西方国家实习，就让他们顺便做一个人类学调查，这就叫“搂草打兔子”。二是争取海外华裔学者的支持。海外华籍、华裔人类学者学者，基本上都是研究华人社会的。但他们应该对一直研究本文化心有不甘，面对身边浩瀚的西方社会人类学资源不会没有触动。他们自己虽然已经无法转向，但可以利用自己在西方学界的资源为青年学者研究西方社会提供便利。

在具体的研究技术上，贺霆在总结前后30年的田野调查经验后认为，一开始去做调查的时候，不要去考虑什么理论、方法、意义，西方居民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不要多想。回家再把整个的过程在脑子里过一遍，然后就能发现一些人类学的意义。这种经过研究者咀嚼的叙述，虽然真实性、精确性会打折扣，但更接近人类学研究本意，即主观的“客位”眼光（而不是摄像机式的客观记录）。

在长达两个多小时的主题报告结束后，主持人陈波教授表示，自己最大的感慨是讲座体现出的思想性、批判性和超越性；贺老师用30多年的个人研究来做一个案例，跟我们谈的是一个心路历程。在这场讲座当中，贺老师更重要的是对中国人类学的反思，包括对人类学思想的反思，对他人、他观的反思，还有对实际研究技术的一些精彩的呈现。贺老师对中国人类学有极高的期许。对此陈波理解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指中国学术的自主性、主体性、自信和人格。另一方面是作为中国人自主性、主体性、自信和人格；如果我们没有学术的自主性、主体性、自信和人格，那么我们中国人的自主性、主体性、自信和人格也无法建立起来。国民的自主性、主体性、自信和人格，是跟我们的学术有莫大的关系。贺老师30年的经历都是围绕着西学中医这个工具，来理解西方主流社会的大厦；贺老师的最终目的是想做这个大厦的研究，通过研究这个大厦，去探索更多、更基本的东西。这是一种极高的境界。此外，西学中医是将与自己熟悉事物相似的抛弃，将相异的才留下来；陈波认为，这是贺霆教授触及的关于“文化接触”时结构性选择的精彩例子；可能西方主流社会还有另外一部分人，是持相反的看法；这种二元对反的社会性结构，可能在中国也存在。

接下来贺霆教授在线回答听众的问题。其中，侯井榕研究过居住上海的法国人，提出如何快速融入到西方社会的田野工作当中的问题。贺霆认为，研究居住中国的法国人，不如去法国研究法国人方便，因为前者受到异文化包围，会有戒备心；在具体的研究技术方面，要根据自己的背景，找一个比较容易进入的领域，比如他自己是医生，有一个中国面孔，所以选择的是法国中医；这样的话，就非常容易得到被研究者的认同，因为都属医生同行，而且他们看到中国人能来研究他们的中医就觉得很光荣。又比如去研究巴黎歌剧院，最好自己也是学唱歌的，那样首先就能获得认同了。这样的话，进入田野后，能够获得他们的尊重；不经意间跟他们排练，跟他们喝酒，跟他们演出，就能够把那些细小的东西记下来。

马天会提出“中国符号”在西方社会中具体的建构形式问题。贺霆指出，一些可以放在中国情景下进行理解，比如商业广告图像处理在香榭丽大街上插秧画面来体现中国的田园意象，但另一些东西跟中国是完全没有关系的，比如他们把一种漏斗称为“中国帽子”，就是形状像中国的斗笠；还有就是说不清的，比如他们称一种甜食为“中国蛋糕”，跟中国没有一点关系，只不过是比较奇怪而已；还有在日常语言中，他们经常会将讲不清楚理由的现象、很奇怪的事物，都归纳为“中国玩意儿（chinoiserie）”。这些都是在法国主流文化中专门针对中国事物的文化规则的具体表现。这种奖/罚机制，其实是文化人类学里一个古老的“文化弓（或译文化弧）”理论。即每个民族的观念、行为的可能性都是相同的，排列在一张弓上；在各自不同的环境中生产生活中所形成文化规则对这些行为观念或奖或罚，便造成地球上各类不同的社会。贺霆的创新在于提出每个社会有主文化弓来形成文化特色，同时也会有若干个副文化弓专门针对某一类的行为、观念。拿法国来说，其主文化弓决定法国文化的一般特点，而中国印象副文化弓则专门规训居民有关中国的行为、观点；特别是主副文化弓两者对待熟悉事物及怪异事物的文化规则正相反，因此西学中医业者在特殊的时间、空间（即中医语境）里受副文化弓规训表现得“比中国人还中国”，但一旦脱离了这个语境，他们又按照主文化弓规则还原为标准的法国人。这种看起来的“人格分裂”，却使得他们得以冲破本文化禁忌，令生活和生命得到升华。贺霆觉得自己的研究属于典型的“无用人类学”，至少对国人热衷的“中医走向世界”帮不了大忙；但却揭示了中医（及整个中国文化）对西方人的真正意义，通过对这一现象的人类学研究，我们把这部分西方居民看起来古怪的行为合理化，并赋予意义，由此完成了人类学的终极目的“他者为上、反观自我”。

本次讲座由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四川大学世界史系、四川大学人类学研究所联合主办，国内外近200名相关领域的高校师生线上聆听了此次讲座。在持续近三个小时后，本次李安宅讲座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