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二（2023年11月25日下午）发言目录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正德八年藏文敕谕考（萨尔吉）

明宫廷度母仪轨传承脉络及造像法（王瑞雷）

承恩寺：明代前中期藏传佛教的南京遗绪（胡箫白）

废稿、残片与敦煌佛教文献研究：以重构8-10世纪敦煌流行的藏文根本说一切有部律为中心（李婵娜）

敦煌吐蕃医学文献研究回顾与展望——以P.t.127火炙文献为例（志玛泽仁）

17世纪藏、哲两地藏传佛教的双向互动——以“拉尊千波”转世系统为中心（许渊钦）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阿里经验”——以元明清时期阿里地区各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实践为中心的考察（黄博）

东边来的蒙古人和西边来的蒙古人：以邬坚巴为视角（孙鹏浩）

“祖拉皇帝”：经典皇帝或历算之王（李志英）

明大慈法王传《吉祥喜金刚独勇修习法仪》残卷研究（安海燕）

《修习自在拥护要门》汉藏对勘研究（侯浩然）

际会与交融：西藏论师在西夏（马洲洋）

第一场

主持人：叶拉太、安海燕

叶拉太                     安海燕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正德八年藏文敕谕考

萨尔吉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方文学研究中心

萨尔吉研究员对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部所藏明武宗正德八年(1513年)的一份藏文文献进行了翻译和考证，认为这是明武宗对陕西岷州卫官员军民等的敕谕，属于“护敕”类文书，内容是对岷州地区的一座旧寺委以管寺僧人予以保护。萨尔吉研究员还深入探讨了敕谕涉及的相关人名、地名、官位的藏汉对应翻译问题，尤其对大护国保安寺之所在地和此敕谕如何进入北京大学图书馆之经过予以了讨论，认为该藏文敕谕对研究明廷对藏传佛教的政策和当时藏传佛教在甘肃、青海等地的情况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明宫廷度母仪轨传承脉络及造像法

王瑞雷

浙江大学汉藏佛教艺术研究中心

王瑞雷研究员以明代宫廷所传度母仪轨及造像法为议题，对现藏于白居寺“大明永乐十五年施”度母唐卡中藏文题跋、图像及明初度母赞颂仪轨在明廷的传承脉络和造像样式展开讨论。提出明初永乐时期的度母赞颂仪轨继承了元代翻译、业已定型的《御制救度佛母赞》及《圣救度佛母二十一种礼赞经》。“大明永乐十五年施”度母唐卡以度母为主题，并配有无量寿佛和八吉祥等图案。环围主尊度母的赞颂仪轨及秘咒呈“拥护轮”状，此样式与常见唐卡颇有相异，其与“壽延長福”和“救度护持”主题有关。推测此为明宫廷专为永乐皇帝五十七岁生日祝寿而御制。

承恩寺：明代中期藏传佛教的南京遗绪

胡箫白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胡箫白副教授以明代前中期南京鸡鸣寺、灵谷寺、大报恩寺等佛教寺院中的藏传佛教元素为切入点，讨论了学界对藏传佛教在明代南京传布的既有成果，并提出城中佛寺承恩寺常为前辈学者忽略。之后详细介绍了南京承恩寺之创建年代、地理位置、修缮经过，提出承恩寺由宦官王瑾故宅改为佛寺，在明代中期为牛首山弘觉寺住持福宽兼领，缘于王瑾、班丹扎释和福宽三人之间密切的政教来往。该寺的建立以南京的佛宦互动为背景，体现了明代前期汉藏佛教交融的宗派面向。

萨尔吉                  王瑞雷                 胡箫白

废稿、残片与敦煌佛教文献研究：以重构 8-10 世纪敦煌流行的藏文根本说一切有部律为中心

李婵娜

奥地利科学院

李婵娜助理研究员作了线上发言，她通过全面梳理敦煌藏文律部文书，充分应用 paratext理论框架和文本批评的手段，认真识别和整理这批敦煌相关藏文文书，深入分析其有关戒本（Prātimoksa）、律分（Vinayavibhanga）、律事（Vinayavastu）、杂事（Vinayaksudraka）以及胜分（Vinayottaragrantha）等残卷，发现这批流行于8-10世纪的敦煌藏文律部文献为根本说一切有部之戒律传统，并进一步将敦煌根本说一切有部律与甘珠尔版本和汉文义净翻译的版本进行对比研究，重构该根本说一切有部传统的部分面貌，提出了这批文献彰明此敦煌根本说一切有部律传统的独立特性和汉藏融合性的重要认识。

敦煌吐蕃医学文献研究回顾与展望：

以 P.t.127 火灸文献为例

志玛泽仁

四川民族学院藏学学院

志玛泽仁副教授回顾了国内外敦煌吐蕃医学文献相关研究成果，对敦煌吐蕃火灸残卷P.t.127.2的释读与摹写之中的学术问题进行了剖析。认为敦煌藏医残卷由于年代久远，古藏文拼读方法不甚明了，对其难以得出合理的解释。加之，跟其他敦煌古藏文文献研究相比，敦煌吐蕃医学文献研究相对滞后。该研究以梳理国内外有关敦煌西域出土的吐蕃医学火灸文献的研究契机及其特点与代表性成果，指出了以往相关研究成果对敦煌藏文医学文献之个别专用名词之有误解读和摹写不当之处。该研究认为新时代学术界应在“丝绸之路”背景下重新认识敦煌西域出土的吐蕃火灸残卷文献，尤其对同一时期的中医和其他民族火灸文献进行综合对比研究，才能凸显敦煌西域出土的吐蕃火灸文献的交流痕迹与多元属性。

17世纪藏、哲两地藏传佛教的双向互动——以“拉尊千波”转世系统为中心

许渊钦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

许渊钦副教授以哲孟雄“拉尊千波”转世系统为中心，探讨了17世纪藏、哲两地藏传佛教的双向互动。17世纪宁玛派伏藏师拉尊・南卡吉美(ལྷ་བཙུན་ནམ་མཁའ་འཇིགས་མེད།1597-1652年)为了“开取伏藏”进入哲孟雄，并与阿大・生巴千波(མངའ་བདག་སེམས་དཔའ་ཆེན་པོ།1592-1656年)、噶陀・仁增千波(ཀཿཐོག་རིག་འཛིན་ཆེན་པོ།17世纪)共同举行“法王升座仪式”，赋予当地藏族头人彭措南嘉(ཕུན་ཚོགས་རྣམ་རྒྱལ།1604-?年)管理哲孟雄的政治权力，这三位宁玛派大师因而奠定在哲孟雄的重要宗教地位。基于卫藏教主对哲孟雄区域活佛的“认证”与“师徒”关系的联结，使得卫藏中心及哲孟雄地方形成了传承法脉交融成一体的密切关系。这种以哲孟雄“拉尊千波”为中心而建构的转世系统自然成为卫藏中心与哲孟雄地方间的核心纽带，促使藏、哲两地藏传佛教的双向互动与交流。在两地的交融进程中，哲孟雄的法脉根源、宗派隶属、地方分寺等都归属卫藏宗派主寺，而当地民众形成对藏传佛教文化的认同感，这即是宗教文化交融成一体的重要特征。“拉尊千波”的转世系统除了对哲孟雄宗教格局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也促进了藏、哲间宗教文化上的交往交流交融。

李婵娜                 志玛泽仁                 许渊钦

第二场

主持人：邹立波、王瑞雷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阿里经验”——以元明清时期阿里地区各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实践为中心的考察

黄博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

黄博副教授以时间为序讲述了阿里地区从古格王国到近代森巴战争这一时间段内不断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进程。在元代统一西藏的过程中，阿里地区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元代将阿里纳入治下，在阿里进行各项行政建制，为阿里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加速提供了有效机制。明末清初，阿里地区古格王国的灭亡和清代西藏地方政府将古格纳入治下的过程，体现了包括藏族、蒙古族、满族在内的中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已经十分深入，也体现了我国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最后是近代阿里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发展与巩固，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近代森巴战争中，在阿里地区藏族与其他各民族的团结协作、共同努力之下，成功抗击侵略者，收复失地，维护了国家主权和边疆安全，也表明我国辽阔的疆域不但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也是各民族共同维护的。元明清三代阿里地区藏族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进程，具有相当重要的历史经验。

东边来的蒙古人和西边来的蒙古人：以邬坚巴为视角

孙鹏浩

哈佛大学内亚与阿尔泰研究系

哈佛大学内亚与阿尔泰研究系孙鹏浩博士通过对著名的《邬坚巴传》和新发现的《邬坚巴传·口述故事下册》等史料的分析，将邬坚巴（U rgyan pa Rin chen dpal, 1230-1309年）的生平事迹置于元代自1260年以来对西藏西部的经营以及萨斯迦和必里公两大教派争斗的时代背景之下。发言人讲述了来自不同地区的蒙古人与邬坚巴互动的三个案例：邬坚巴用蒙古语巴哩咕噜（barigulu）调侃蒙古官员、必里公事件平息后邬坚巴在达鲁花赤面前进行脱罪辩护、邬坚巴通过行政的和佛教的两种方式促使政府官员释放察合台僧人。这些记载不仅反映了13 世纪后期蒙古人在西藏中西部的活动，而且是极为具象的交流史，让我们可以在具体的人、事和语言之上理解蒙藏交流。这些案例还体现出邬坚巴生活的中西部西藏在研究交流史上的意义：其作为重要的战略地区，对元朝抵御察合台汗国具有极大的军事和政治意义。以上案例中，“熟悉的蒙古语”与“陌生的蒙古语”的对比、元代行政话语的转换、僧人身份认同的转换等都从不同角度反映了这一地区作为交流通道的特性。

邹立波                 黄博                  孙鹏浩

“祖拉皇帝”：经典皇帝或历算之王

李志英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

李志英副教授从沙木（Sam van Schaik）公布的英藏敦煌文献“IOL Tib J 339”中有关“祖拉皇帝”（gtsug lag gi rgyal po）记载着手，提出“祖拉皇帝”的含义可能与汉地历算学紧密相关。她指出学界对“祖拉”一词的理解长期存在分歧和争议，目前已出现了如“经典皇帝”和“圣业皇帝”和“历算之王”等三种不同的汉语翻译，并且现代学者将其与汉地典籍传入吐蕃，特别是儒家经典的传入紧密关联起来。这种理解上的分歧同样可见于经历多次编辑的《拔协》、娘热·尼玛沃色名下的《祖孙三法王传记宝鬘》等作品中。因此，她从四方封授王体系下的汉地“祖拉甲皇帝”视角入手，通过梳理《月亮王系》《第吴教法史》《五部遗教》等文献，探究了“祖拉皇帝”一词的含义、使用语境以及相关故事的重建。她认为，在这些文献中，“祖拉皇帝”的特点与汉地历算学紧密相关，因此倾向于将常见于后弘期的教法源流、王统记等藏文文献中的“祖拉皇帝”理解为“历算皇帝”，而非“经典皇帝”或“圣业皇帝”。

明大慈法王传《吉祥喜金刚独勇修习法仪》残卷研究

安海燕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安海燕副教授介绍了目前明代藏传密教文献的基本信息和背景并对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2016年秋季拍卖会展出的清内府抄本《吉祥喜金刚修习施食法仪》进行了释读。目前明代藏传密教文献主要分藏在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国家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等地，包括《各佛施食好事经》《大乘要道密集》《吉祥喜金刚现证如意宝》《吉祥喜金刚集轮甘露泉》等文献。《吉祥喜金刚独勇修习法仪》所述仪轨最初由明封大慈法王传至汉地，经明代北京“西域僧团”某译师编辑、翻译为汉文流传。残卷内容为《吉祥喜金刚独勇修习法仪》的末尾部分，即独尊喜金刚修法出定后的施食仪和整部仪轨的结行部分。《吉祥喜金刚修习施食法仪》与其他明代汉译的喜金刚、道果类文献产生于同一译场。该仪轨中的赞叹偈、祷祝辞、忍纳偈、忍纳辞等多有与现存明代汉译喜金刚教法文本《吉祥喜金刚集轮甘露泉》和《吉祥喜金刚本续王后分注疏》重合者，其译文与后二者基本相同。《吉祥喜金刚独勇修习法仪》残卷的出现，首次以遗留性文献的形式印证了大慈法王在北京弘扬藏传密教之史实。

《修习自在拥护要门》汉藏对勘研究

侯浩然

浙江大学历史学院

侯浩然研究员带病线上发言，讲述了对汉译藏传佛教密典《大乘要道密集》第四卷中《修习自在拥护要门》一篇的汉藏文本对勘研究，首先同定其藏文本，再次对汉藏两种版本进行对勘研究，在文本对勘的基础上探讨西夏至元代藏传佛教文本的翻译和传播及其文化影响的过程。

《大乘要道密集》第四卷中有多篇与印度大成道者密哩咓巴（Virūpa，Birwapa）相关的文本，如对密哩咓巴的赞颂《修习自在密哩咓巴赞叹》，另外一篇对大成道者的赞颂《成就八十五师祷祝》也提到密哩咓巴，此外该卷还收入了以密哩咓巴为中心的修法两篇，即《修习自在拥护要门》和《修习自在摄受记》。《修习自在拥护要门》藏文本Rnal ’byor bsrung ba’i man ngag，简称Bir srung。“修习自在拥护”（Bir srung）是萨迦派的修法，亦可译作“密哩咓巴拥护”，核心是教授行者于行住坐卧之中与密哩咓巴相应、保持和他一样的威仪，亦称为“密哩咓巴上师瑜伽”（Bir wa pa bla ma’i rnal ’byor）。这一修法与甚深道上师瑜伽（Lam zab bla ma’i rnal ’byor）、喜金刚道时（Kye rdor lam dus）、那若空行母（Nā ro mkha’ spyod ma）合称为“四种不断”（Chag med rnam bzhi），是萨迦派行者一生不可间断的四种成就法修行。另外，通过对《大乘要道密集》及藏文《道果法》类文献中有关密哩咓巴记载的研究，梳理了以密哩咓巴为代表的大成道者传统从西夏至元代在中原的传播和发展。

际会与交融：西藏论师在西夏

马洲洋

奥地利科学院亚洲文化与思想史研究所

马洲洋博士后作了线上发言，围绕《帝师热巴传》等新材料和新发现展开，勾勒从十二世纪中期至1227年西夏灭亡这大约八十年间藏地入夏诸师在西夏的历史轨迹，并从中寻觅夏藏文化与思想交流的历史动力。

西藏论师在西夏八十年的时间从宏观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十二世纪中期至十二世纪八十年代；二，十二世纪八十年代至西夏灭亡。第一阶段集中体现为藏传佛教噶当派的影响，代表人物为迦湿弥罗论师Jayānanda及其藏地随行团内部的贡嘎扎（Kun dga’ grags）和玛恰·绛曲尊珠（Rma bya Byang chub brtson ’grus）等人，体现了藏传佛教在西夏的滥觞。这一阶段藏夏两地佛教交流大量增加的原因，一是1137年西夏对宗喀地区的占领，另外一点则是此时刚好处于后弘期，⻄藏的“文艺复兴”时代。第二阶段为噶举派的影响期。几位噶举派法师如雅隆巴（Yar klungs pa）、藏波巴（Gtsang po pa）、帝师热巴（Tishri Ras pa）在西夏你方唱罢我登场，依次担任国师、帝师等职位，体现了西夏后期藏夏深入交流的历史。西夏是近现代中国多元一体格局的早期样本，这一研究主要依托藏文材料，兼取西夏文、汉文材料中的信息进行互证和互补，正是体现了这种多元和共通的面向。

李志英                 侯浩然                 马洲洋

会场掠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