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四（2023年11月26日上午）发言目录

新疆尉犁县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考古新收获（胡兴军）

宗日文化考古新收获（李冀源）

西藏阿里早期金属时代至吐蕃初期的跨区域文化互动（何伟）

青海出土4至8世纪彩绘木棺板画及相关问题再研究（祝铭）

从芒康吐蕃摩崖造像看汉藏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确吉措毛）

青藏高原和丝路敦煌各民族交往交流和交融（张延清）

高原丝路要冲——拉达克章孜多语种吐蕃遗存的整理与研究（夏吾卡先）

敦煌印沙佛会与青藏高原早期擦擦：敦煌与吐蕃文化交流之管窥（杨清凡）

东千佛洞第五窟西夏壁画二例刍议（贾维维）

《诸佛事略图说附彩绘佛像》——乾隆皇帝的本生画传（李若愚）

清朝“亚东海关”遗址与“朵森格”石狮勘误（何晓东）

由物见史：布达拉宫馆藏大明永宣款造像的价值阐析（班旦次仁）

第一场

主持人：李林辉、何晓东

李林辉                     何晓东

新疆尉犁县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考古新收获

胡兴军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胡兴军研究员介绍了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尉犁县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的考古新收获，该遗址曾荣获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遗址位于孔雀河中游地段，地处荒漠无人区。2019-2021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了主动性考古发掘，发掘面积2300平方米，取得重大收获。该烽燧为唐代“沙堆烽”故址，同时也是一处游弈所的治所，属于唐代焉耆镇东境防线“楼兰路”沿途修筑的军事预警设施。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是国内首次对唐代烽燧进行的主动性考古发掘项目，揭露了唐代沙堆烽遗址的全貌。烽燧出土883件文书，为国内烽燧遗址出土数量最大的一批唐代文书资料，文书内容极其丰富，大自典章制度、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活动，小到私人生活的琐事均有涉猎，填补了历史文献关于唐代安西四镇之一焉耆镇军镇防御体系记载的空白。唐代沙堆烽遗址全貌的揭露，为我们了解唐代戍边生活，认识羁縻府州政治管理体制，研究古代军事制度，特别是边塞烽堠机构的运行等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对于深化边疆治理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方面意义深远。各项成果活化了唐代戍边生活的场景，为深入研究唐代西域边防体系、丝绸之路交通保障体系提供了大量一手资料，是近年来中国边疆考古、丝绸之路考古的重大发现。

宗日文化考古新收获

李冀源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部副主任李冀源介绍了宗日文化的基本情况和近年来的考古新收获。宗日文化主要分布于青海共和盆地，盆地内海拔陡升、气候敏感以及水动力非常强。黄河在盆地内穿行，形成多处二级、三级台地，为人们生活提供了良好条件。宗日文化因首次发现于青海同德宗日遗址而得名。1994-1996年宗日遗址曾经开展过大规模考古发掘，发现大量墓葬，出土了大量的陶器。学界基于此次发掘材料，对宗日文化进行了初步的分期与谱系研究。近年来，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多家科研单位再次对宗日文化核心区的同德宗日遗址、兴海羊曲遗址群进行了20000余平方米发掘工作，新揭露7处宗日文化时期居址。这些居址外围多由壕沟与栅栏围绕，内部发现大量房址、火塘、灰坑、墓葬等重要遗存。房址主要分为半地穴式房屋和地面式房屋两种。火塘多位于房址外侧，体现出一定季节性。这些新发现为进一步研究宗日文化聚落形态、生业模式、社会组织状况、人与环境动态适应过程等问题都奠定了重要基础。

西藏阿里早期金属时代至吐蕃初期的跨区域文化互动

何伟

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

何伟副研究员首先介绍了目前阿里地区发现的十余座早期墓葬，通过与周边区域同时期墓葬出土遗物的对比，探讨了西藏阿里早期金属时代至吐蕃初期的人群与周边区域同期人群之间的联系。西藏阿里地区墓葬出土的箱式木棺与喜马拉雅山脉南麓、西藏南部的箱式木棺外观形制和拼插结构完全相同，与新疆南部的箱式木棺拼插结构相同但形制上略有区别。西藏阿里早期墓葬的金面饰虽在形制上与喜马拉雅山脉南麓的金面饰更为相似，但其形成明显受到新疆具有欧亚草原风格金面具和中原覆面的影响。西藏阿里早期墓葬的具纽镜与中原地区具纽镜风格完全一致，带柄铜镜则是受到新疆同类型铜镜影响，其中的短柄铜镜还传播影响到了喜马拉雅山脉的尼泊尔地区。河西走廊地区的木俑经新疆吐鲁番盆地、塔里木盆地传播到西藏阿里后形成了具有明显地域特征的西藏阿里木俑。西藏阿里的玻璃珠与新疆塔里木盆地、河西走廊发现的玻璃珠类型相同，均为南亚类型玻璃珠。西藏阿里早期墓葬的陶质和木质双耳四足碗与尼泊尔的木质双耳四足碗形制完全相同。西藏阿里早期墓葬出土的陶器也体现出了不同区域之间存在过的交流关系：西藏阿里流行的斜流壶在西藏中部、新疆塔里木盆地、新疆天山南麓也有所发现，与西藏阿里高领球腹罐、直口罐、深腹罐、陶钵相似的器型也分别出现在西藏中部、新疆塔里木盆地、喜马拉雅山脉南麓、新疆吐鲁番盆地。

胡兴军                     李冀源                     何伟

青海出土4至8世纪彩绘木棺板画及相关问题再研究

祝铭

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祝铭博士研究生的本次汇报主要包括四个部分。首先是对该领域既往研究的简要回顾。近二十年来，青海境内发现的彩绘棺板已颇具数量。有关这批材料的讨论与研究涉及诸多领域，并已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但是目前公布的棺板材料较为零散，其数量与组合关系尚未明确，并且学界对于这批棺板发展演变序列的认知仍然比较模糊。汇报人对这批彩绘棺板进行了细致的梳理与整合，对其进行分期和年代学研究。通过对木棺形制和彩绘内容的观察，并结合前人研究成果和相关文献记载，将这批彩绘木棺分为早、晚两期，分别为肇始期和转变融合期，其中晚期又可分为前后两段。在此基础上，还对棺板反映的族属、图像内容等相关问题进行了再探究，对这一时期青海地区的文化互动与民族融合等一系列问题做出思考。该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加深对青海出土彩绘木棺的认识，同时也能窥见青藏高原各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进程。

从芒康吐蕃摩崖造像看汉藏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确吉措毛

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确吉措毛博士研究生介绍了芒康县吐蕃时期摩崖造像的重要价值，对芒康摩崖造像所表现的汉藏风格特征进行了细致分析，结合考古实物、历史文献，认为仁达摩崖石刻藏文题记中提到的“འབོམ”是指今天的芒康县帮达乡然堆村“朗巴郎增”所在地，而芒康出现较为罕见的文殊、普贤菩萨造像，可能是受到大乘法华、华严思想影响。目前，西藏东部至青海玉树，再到四川石渠、甘肃扁都口，都分布着大量的吐蕃时期摩崖造像，其中西藏东部芒康县的分布最为集中。芒康这条古老通道上的摩崖造像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还对加强汉藏民族之间的友好团结，不断增强各民族群众的国家认同、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青藏高原和丝路敦煌各民族交往交流和交融

张延清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

张延清副教授认为，青藏高原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历史源远流长，自汉、晋时期起，中原文化就辐射到了青藏高原，及至隋唐，民族交融频率加快，多民族互相帮助，共同协作的领域不断加大。从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沿唐蕃古道先后入藏，唐蕃联姻、甥舅关系的确立，先进的中原文化源源不断的传入青藏高原，揭开了青藏高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新篇章。墀松德赞之世，吐蕃势力进入西域，将唐蕃古道和丝绸之路连为一体。唐蕃古道勒巴沟的赞普公主礼佛图和敦煌榆林窟25窟的唐蕃婚礼图是青藏高原和丝路敦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见证。为了彰显吐蕃弘佛的决心，吐蕃进入敦煌之初，开窟造像，将佛教修行要达到的最高境界——涅槃思想作为洞窟主题，开凿了绘塑结合、冠绝一时的158窟，进而将涅槃佛的形象凿刻在了唐蕃古道上。在158窟举哀图中，中原帝王及丝路各部族共处一堂，这是丝路沿线各个部族和谐共处、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缩影。及至元代，中央政府的诏令已下发到了阿里，事实证明了青藏高原和丝路敦煌自古以来就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场域。

祝铭                     确吉措毛                     张延清

第二场

主持人：胡兴军、何伟

高原丝路要冲——拉达克章孜多语种吐蕃遗存的整理与研究

夏吾卡先

西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

夏吾卡先研究员对西藏西部班公湖西北岸拉达克章孜河谷的五座巨型砾石上先后发现50多幅题刻和佛塔、十字架，以及88幅图案和56幅动物人物类岩画进行了介绍，重点对其中的古藏文、吐火罗文、夏拉达文、粟特文、阿拉伯文等多种语言文字的古代题记做了释译。其中阿拉伯文题记共18条，年代大致推断为公元9至11世纪；粟特文题记共16条，年代大约为公元9世纪；夏拉达文题记2条，年代大约为公元8或9世纪；吐火罗文题记1条，年约代为公元7世纪上半叶；古藏文题记3条，年代大致为公元8至9世纪；疑似汉字的题记还没有具体的断代。经释译发现，阿拉伯文题记中出现了“穆斯林”字眼，而粟特文题记则与佛教和摩尼教有关，这些发现证明此处遗存与中亚穆斯林、基督教、摩尼教和佛教等诸教信徒和使节的旅行往来有关，是吐蕃时期多民族交流交往的重要见证，同时也勾勒出了一条吐蕃进军西域和中亚的新路线。

敦煌印沙佛会与青藏高原早期擦擦：敦煌与吐蕃文化交流之管窥

杨清凡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

杨清凡副教授通过对敦煌吐蕃时期汉文及古藏文写本、吐蕃时刻铭文如拉孜查木钦石刻碑文等中有关“擦擦”（tsha tsha）这一语词的文字记载及内容的考证，并结合目前所知考古材料中的当雄吐蕃墓地、温江多宫遗址等出土的吐蕃时期擦擦，对吐蕃时期擦擦的类型、仪轨等进行了探讨，认为擦擦的制作以及擦擦的两种形式——佛塔型和造像型最早应于吐蕃时期已传入青藏高原腹心，至10世纪前后阿底峡大师入藏又一次大规模地将印度的相关传统再度传入，传播遍布青藏高原，成为藏传佛教造像中的一种重要类型。吐蕃时期擦擦的传入可能有不同途径，但其制作传统与敦煌的关联应最为密切，敦煌盛行的印沙佛会仪式及习俗也同样在青藏高原腹地的吐蕃本土广泛流行。

东千佛洞第五窟西夏壁画二例刍议

贾维维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

贾维维副研究员在榆林窟、东千佛洞西夏洞窟壁画数字化采集以及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对第五窟后室和前室窟顶的图像进行了辨识和解析。东千佛洞第五窟后室西壁为十一面八臂观音，右侧为一双头佛，佛下方两侧各有一跪姿人像，可能是西夏职务级别相对较低的武官。后室的正壁中央为以释迦牟尼佛为主尊的三十五忏悔佛像，证明了西夏时期三十五佛信仰广行于西夏全境，礼忏三十五佛是西夏时期一种重要的佛教信仰。第五窟前室窟顶的曼荼罗图像显示出敦煌地区自晚唐五代以来流行的坛法坛仪的特征，其构图模式与13世纪初钦·南卡扎的《罗汉礼供仪》中的记载非常一致，因此这一处壁画有着图文互证、补足图像缺环的重要作用。东千佛洞第五窟的整个窟室就像一座由金刚上师主持的、祈请诸神降临的道场，窟内各壁的尊神都是为了供养人的实际信仰需求而服务的，是西夏社会整体宗教信仰模式的生动体现。

夏吾卡先                     杨清凡                     贾维维

《诸佛事略图说附彩绘佛像》——乾隆皇帝的本生画传

李若愚

故宫博物院图书馆

李若愚副研究馆员主要介绍了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份名为《诸佛事略图说附彩绘佛像》的泥金书写藏满蒙汉四体合璧本，认为其性质为乾隆皇帝的本生画传。该文本为册页装，左半开为黑色砑光羊脑笺，描金花框。框内金字书写藏满蒙汉四体偈颂，略述人物功德，右半开为对应的描金彩绘插图。共有彩绘插图十三幅，每幅中间为主尊，第一幅为文殊菩萨，最后一幅为乾隆皇帝，中间十一幅依次为乾隆皇帝的本生化身，主尊上方绘有与之相关的祖师或佛菩萨像，下方绘有格鲁派常见的护法神，共绘有尊像三十九尊。其主题在六世班禅为乾隆皇帝创作的《丹书克无畏狮子音》与《本生祈愿》的基础之上，又加入了乾隆皇帝视为文殊菩萨化身的宗教思想。乾隆皇帝以转轮圣王、宗教大德、文殊化身等身份示现，既是乾隆本身宗教情感的真实体现，又是乾隆皇帝“因俗而治”利用藏传佛教安定蒙藏地区这一高超政治手腕的体现，同时也是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实证。

清朝“亚东海关”遗址与“朵森格”石狮勘误

何晓东

西藏博物馆

何晓东研究馆员首先对清朝亚东海关遗址地点进行了探讨。亚东海关及其临近的靖西外关，既是清末之际中国西藏地方遭受帝国主义列强军事侵略和经济掠夺的产物，也是清朝中央政府设立关防、抵御帝国主义势力经济掠夺，维持对西藏地方行使主权管辖的历史见证，二者关联紧密但其地理位置和历史功能迥异，但是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相关机构均将二者混同。实际上，目前所谓的“亚东海关”遗址实为“靖西外关”遗址，而真正意义上的“亚东海关”遗址其实就是与其相距约500米的所谓“英商代理处”。“朵森格”驻藏大臣衙门前的一对石狮在该处衙门废弃不存后不知所踪。2017年4月19日，在原拉萨“朵森格”驻藏大臣衙门旧址出土了一尊清代彩绘石狮。据考证确认，这尊石狮即为原“朵森格”驻藏大臣衙门前之石狮。但是实际上，另外一尊雄性石狮早在上世纪70年代即已出土并存放于罗布林卡院内（原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地点），只因无人对其进行辨识和考证，故数十年来一直未能引起人们的关注。在对该石狮的出土地点、性别、工艺与材质、造型、体型规格、着色等进行初步比对和考证后，认为尽管其头部存在一定程度的残损，但仍然完全能够确认此石狮即为“朵森格”驻藏大臣衙门石狮中的另外一尊，应该立即对其进行建档保护、修复和展示利用。

由物见史：布达拉宫馆藏大明永宣款造像的价值阐析

班旦次仁

西藏布达拉宫管理处

班旦次仁馆员对布达拉宫馆藏的永宣款造像进行了全面的整理和统计，初步统计发现有不同题材的300余尊大明永乐和宣德款造像，从数量、题材、材质等方面刷新了目前对永宣造像的认识，还原了明代永宣造像艺术的盛况。布达拉宫馆藏的大明永宣款造像根据其来源大致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来源于17世纪中叶蒙藏联合势力推翻后藏第司政权时，固始汗奉献给五世达赖喇嘛的大量的珍贵物品，第二类则是羊八井寺等噶举派寺院遭到改宗和没收寺院财产时集中统一到布达拉宫的。西藏甘丹颇章地方政府重建布达拉宫时，其内建造了专门供奉永宣造像为主的布达拉宫“嘉那拉康”即汉地造像殿。此时，西藏地方政府借用或转换永宣造像在明代礼仪政治中的功能，将其作为周边民族和达官显贵之间互赠的重要物品，反映了明代宫廷造像的影响力以及其不同历史时期在多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李若愚                     班旦次仁

会场掠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