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七（2023年11月26日下午）发言目录

论清政府对打箭炉榷关税收的利用与边政建设（田茂旺）

‌清代后期川西北的藏汉公文对勘与基层政务信息沟通（邹立波）

清末川边近代转型时期西医输入巴塘及康藏腹地研究（赵艾东）

川边还是藏边：民初川藏边地政区空间的形成（王鹏辉、卢碧蓉）

边疆教育与“民族复兴”——以抗战时期知识分子的讨论为中心（黄茂、覃知艺）

说“虏学”“审音勘同”对于研究汉藏交流史的意义（沈卫荣）

藏英汉三语版本的曲吉准玛传记——一位公主到上师的转变：15 世纪新旧文化互动（海德噶·丁伯格）

诸诏时期云南为中心的东南亚地区若干藏缅语人名与地名初探：以古藏文与中古汉文及骠语文献为中心（宗喀·漾正冈布）

从曲吉到卡塔琳娜：意大利文记述中18世纪拉萨的民族（莫安伦）

羌、戎、吐蕃及羊同之古藏语对音新讨论（意西微萨·阿错）

第一场

主持人：马宁、胡箫白

马宁                     胡箫白

论清政府对打箭炉榷关税收的利用与边政建设

田茂旺

西南民族大学

田茂旺教授指出，清代榷关是沿袭明代钞关，在重要水陆交通要道设置的对货物、船只等征收商税的专门机构，由中央关（又称户关）和地方关构成，其税收是清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打箭炉椎关的人事管理先后有两次变化、三种模式:1.康熙时期税务监督由清政府、西藏地方政府派员共管；2.雍正初年至乾隆四十六年由户部统一选派；3.乾隆四十七年地方同知兼管。税收管理制度亦有两次变化:1.因税银短少实行补赔制度;2.嘉庆六年始，才实行税收定额制度。在清朝势力深入打箭炉后，通过开通市场、设置榷关、征收商税一系列措施，促进了汉藏贸易的恢复与发展，税收的利用不同于其他内地户关税银解送户部，而全部解送四川司，主要用于官员养廉、军费、赈灾、支补“鞍租银”等，清朝既完成了国家化的统一进程，同时也确保了治理西南边疆稳定的经费保障，还加速了藏族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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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后期川西北的藏汉公文对勘与基层政务信息沟通

邹立波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

邹立波副教授以清代后期近50份川西北藏汉文合璧公文为主要依据，讨论了边地基层政务活动中译员群体的来源身份和构成特点，及其如何影响藏汉公文的传译和基层政务信息的沟通。首先，‌清代前期川西北地方衙署的译员群体可能主要来自书吏、通事或者少数谙熟藏语文的商人。清代后期川西北地方衙署的译员群体大量吸纳屯练、屯兵和谙习汉语文的番人。译员群体的身份驳杂，是游走在地方衙署与土职、藏与汉之间的中间群体。其次，藏汉文合璧公文的藏文译文缺乏统一的书写位置和格式。多数译文选择性地译出主干信息，又补充或遗漏某些内容。译员群体的中间特性可以在藏汉文公文文本的对勘比较中得到较为充分的展现：一是重要概念、称谓、地名译写的混用现象；二是译文书写格式的模仿、混用；三是关键性的地方信息、内容的补充。这与地方衙署混乱的公文传译过程、译员群体的身份构成相对应。最后，解读清代多语种政治文化的重要面向是透过互译文本看到人的历史活动。清代后期川西北译员群体较为熟悉政务公文专业知识和地方性知识，具有面向地方衙署与本土民间的双重知识结构，运用话语译写的权力弥合和强化地方衙署与本土社会、藏与汉之间的交流沟通，实现政务信息交换的畅通。

清末川边近代转型时期西医输入巴塘及康藏腹地研究

赵艾东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赵艾东教授通过1908年美国基督会（The Disciples of Christ）医疗传教士史德文（A.L.Shelton，1875-1922）在巴塘设诊所并以其为中心在康藏腹地开展医疗活动的档案为史料基础，从“内生动力”、本土化适应策略以及医疗的具体状况分析了西医传入巴塘的原因和过程。她指出1906年前，川边巴塘作为土司制度下的前现代社会，在西南边疆危机的影响下具有封闭性，缺乏中西医疗设施和人员。改土归流和官办医疗，将中医和西医“种痘术”引入巴塘，在当地的中西医疗卫生观念和实践上开了先河，为医疗传教士进入巴塘活动奠定了基础。1908-1911年西医输入巴塘及在当地和康藏腹地的传播，既为川边变革和近代转型的内生动力所决定，也是基督会推动和本地化适应的结果。

田茂旺                     邹立波                     赵艾东

川边还是藏边：民初川藏边地政区空间的形成

王鹏辉、卢碧蓉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王鹏辉教授和卢碧蓉博士以《白史》和《清穆宗毅皇帝实录》中分别指出的“藏边”与“川边”的区域概念为切入点，从中央与地方互动的视野透视川藏交融地带的康地空间政区化的历史进程。清季朝廷设置川滇边务大臣，改土归流，经营康地，奠定川边区域的行政基础。民初英国殖民势力破坏中国主权，川边危急，震动云南、四川。民国北京政府支持西征，逐渐恢复川边旧地，并先后设立川边镇抚使署、川边经略使署、川边镇守使署等行政公署。民初（1912-1914年）尹昌衡在川边普遍设置府县，其权力范围由最初西征军总司令兼四川都督官职所涉及的西藏、川边、四川地区缩小至川边镇抚使兼四川都督官职所涉的四川、川边地区，最后缩小至川边经略使官职所涉及的川边地区。尹昌衡为代表的地方势力为反抗中央的削权采取一系列措施，获得中央小范围的让步，又扩大了川边经略使署的职能范围。中央以川边镇守使取代川边经略使，川边独立的职权范围最终转归四川省管辖。

边疆教育与“民族复兴”——以抗战时期知识分子的讨论为中心

黄茂、覃知艺

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黄茂教授与覃知艺硕士围绕抗战建国、民族复兴、边疆开发等问题，对抗战时期的知识分子展开了讨论。首先，本文中的知识分子界定是指朱家骅、张廷休、曹树勋、胡耐安、刘曼卿为主的国民政府官员，徐益棠、余书麟、黄奋生、章育才为主的从事边疆研究的大学教员。其次，从边民对读书的误解和边疆教育条件的落后等实际情况，论述了边疆教育的难题，探讨了抗战时期边疆教育讨论的价值。作者指出，抗战时期，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边远各省成为抗战的大后方。“为民族图生存，替国家找出路”是一代知识分子的使命与担当。受抗战民族危机的影响，知识分子关于边疆教育的讨论，特别强调国家民族观念之培育，主张以“特殊语言的人民为施教对象”，推行国语统一之教材，并以文化为标准，实现“不同文化之交融同化”。抗战时期边疆教育的讨论，一方面阐释了师资、教材及学生应有特殊之措施的缘由和意义，另一方面则强调了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对于团结人心，民族复兴和边疆开发的重要意义。

卢碧蓉                     黄茂

第二场

主持人：萨尔吉、玉珠措姆

萨尔吉                     玉珠措姆

说“虏学”“审音勘同”对于研究汉藏交流史的意义

沈卫荣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沈卫荣教授通过对1928年傅斯年先生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建所宗旨中对“汉学和虏学”的定义、陈寅恪先生在1923年与妹书中的言论以及韩儒林先生1983年出版的《穹庐集》前言中对“审音勘同”的论述的解读，结合汉藏三交史研究中的一些实例，如陈寅恪先生的论文中有关的藏文词汇、“西蕃中国”“演揲儿法”“普度大斋”“胜海观音除障仪”“杨暗普、赵完卜”等藏文的释读和最早的武内绍人在敦煌文书发现的毛遂自荐的故事及韩儒林先生所讨论的王族与宦族等问题来讨论什么是虏学、汉学和虏学的关系以及它们对于民族语文和历史研究的重要意义。沈卫荣教授强调要准确地释读汉、藏文献中出现的来自藏、汉语文的词汇，要对汉藏交往、交流和交融的历史作出正确理解，必须要在做好汉学和藏学研究的同时，还要做好“虏学”的研究。

藏英汉三语版本的曲吉准玛传记——一位公主到上师的转变：15世纪新旧文化互动

海德噶·丁伯格（Hildegard Diemberger）

英国剑桥大学蒙古与内亚研究所

海德噶·丁伯格教授主要介绍了曲吉准玛传记及曲吉准玛的主要事迹。为了让更多人能够在不同的文化界面中受到曲吉准玛的启发，四川大学玉珠措姆教授、丁伯格教授和四川大学的布钢博士和西藏社会科学研究院巴桑旺堆教授合作完成藏英汉三语版本的曲吉准玛传记。曲吉准玛是15世纪芒域贡塘的一位公主，出生于该王国的首府宗喀，在违背其意愿的情况下，嫁给了南部拉堆的王子。最后她离开了丈夫，在位于波绒的白姆曲丁寺立誓为尼，被剃度格隆玛（即比丘尼），其上师协噶尔寺的住持玻东·确勒朗杰，是当地印刷技术的伟大推动者。曲吉准玛最终成为了第一世桑顶·多吉帕姆，完成了从公主到上师的转变。她作为多吉帕姆的转世，至今仍然是西藏传统中的模范人物，成为西藏罕见的女性获得完整受戒的事例之一。

诸诏时期云南为中心的东南亚地区若干藏缅语人名与地名初探：以古藏文与中古汉文及骠语文献为中心

宗喀·漾正冈布

兰州大学藏缅-阿尔泰研究所

宗喀·漾正冈布教授发现公元7世纪末至8世纪末诸诏并立时期，古藏文写卷与石碑中出现了如mywa dkar po、mywa nag po、vjang（ljang）、mtsho rum、la dag、tshed zang、pho等涉及古藏缅语的地名和人名和汉文文献中记载“诏”“蛮”“蒙”“骠”“傍”“丰”“賧”“鄧”“罗铎”“时昔”等，以及骠语碑铭文献中的ḅū:等，均为彼时云南为中心的东南亚地区诸族群所操藏缅语的记音，它们的含义是可诠释的，但目前学界对于这些词的词源与含义几无解读。漾正冈布教授在系统梳理相关古藏文写卷、石碑以及中古汉文文献记载及部分珍贵骠语文献并相互印证的基础上，对诸诏并立时期及其之前涉及诸诏地区的若干藏缅语地名和人名的含义与音义对应提出了一些新见解。如漾正冈布教授认为汉文文献中的“诏”与藏文文献中的vjang(ljang)作为“蛮语”的记音，从读音和词义上看极可能亦同藏语rgyal/rje同源，且已实际演变为地域名或国名。

沈卫荣               海德噶·丁伯格             宗喀·漾正冈布

从曲吉到卡塔琳娜：意大利文记述中18世纪拉萨的民族

莫安伦（James Arya Moallem）

美国哈佛大学

哈佛大学的博士候选人莫安伦首先介绍拉萨卡普清传教士的项目，他把卡普清拉萨宣教工作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707-1711年，第二阶段为1716-1733年，1738在罗马重组，第三阶段为1741-1745年。接着简述1792年对改信天主教者的审判，解读了为什么有些人似乎免于处罚，详细介绍了Andrea免于处罚可能存在的特殊情况：民族背景不详；跟卡塔琳娜一样，比其他藏族更早改信；虽然是农民，住传教士的房子；假设是因为Andrea有混合民族背景，朗孜厦对他没有司法权。这一案例可以使人们深入了解当时的民族概念；有混合民族背景藏族的地位和身份：男孩继承父亲身份，女孩继承母亲身份。莫安伦通过对1740年拉萨教会相关描述的回顾，发现这些零散的记录反映了当时复杂的民族关系。

羌、戎、吐蕃及羊同之古藏语对音新讨论

意西微萨·阿错

南开大学

羌、戎、吐蕃、羊同等，汉语古代文献中指称青藏高原和西北一带古族群名或古国名。学界前辈考察这些族群名和国名的成果非常多，取得了很大成绩，同时也有不少存疑的地方。仅就“吐蕃”的来源、古藏文对音，国内外发表的论文达数十篇。主张“吐蕃”直接来自藏语或其他民族语言等，难有定论；尤其要妥帖解释“吐蕃”的“吐”字颇为不易。另外，汉语“蕃”字本身，古读入声还是阳声韵等也有不少争议。同时，羌、戎主要作为对西部高原藏缅民族祖先族群的称呼，在古藏语中是否有对应的词形继承？古汉语中这些材料的藏文“本字”问题，是藏汉古音对音，即藏汉历史比较语言学的重要问题。

阿错教授基于关于汉语上古音和古藏语语音研究方法，尝试提出新的思考。同时，在语言学证据基础上，力图结合相关古国和族群之间历史文化上的“相互关系”来讨论，避免单个国名族名的孤立考释。与流行观点不同，阿错教授认为汉语“吐蕃”与古今藏族自称的བོད་(bod) 和藏族本土宗教བོན་(bon) 无关，论证“吐蕃”在古藏语中应为དབོན་（dbon），即侄甥国；而“羊同”（ཞང་ཞུང་）是舅父国，两者是相互联姻的“甥舅”国关系。论证上古汉语的“羌”古藏语应为སྒང་(sgang)，戎古藏语应为རོང་(rong)或ལུང་(lung)，羌、戎为高岗与谷地，亦即牧人部落与农人部落的关系。

莫安伦                     意西微萨·阿错

闭幕式

27日下午17点30分，首届青藏高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与现实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热烈的学术氛围中圆满闭幕，闭幕式由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副所长张长虹教授主持，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研究员王林梅、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教授徐君、陈波、邹立波、张延清致辞，分别代表现实问题、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社会文化、历史文献及文物考古五个研究方向进行了论坛小结，做了精辟的点评发言。接着，四川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主任、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霍巍教授进行了总结致辞，首先表达了对涉藏研究学者们的希望，期盼每一位学者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讲话，将研究服务于国家的重大战略需求，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次，在此次会议上，除了资深学者，也有不少青年学者发表了精彩演讲，展现了扎实的学术功力、多语言才能和良好的学术训练，藏学研究欣欣向荣、薪火相传。最后，主持人感谢所有百忙之中前来参会的学者、各位会议召集人以及每一位为会议付出辛劳的会务人员，尤其是研究生志愿者，大量的精细化服务保证了会议的成功举办。至此，会议圆满结束。

文字整理：         确吉措毛（主旨发言）

许源尉、颜佳雯（论坛一）

拉毛加、魏立达（论坛二）

唐素、卢珧（论坛三）

马子涵、付美淇（论坛四）

蒋越、吕艺童（论坛五）

谭萍、梁爽（论坛六）

贡桑白宗、王立香（论坛七）

王俪达（开幕式、闭幕式）

校稿：  会议发言人、会议召集人

编辑：  孙昭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