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1月13日，由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四川大学世界史系和四川大学人类学研究所主办的李安宅讲座第58讲——“文明的边缘与底层”在四川大学江安校区一教D座105室举行，由北京大学教授、“中研院”研究员王明珂主讲，陈波教授主持，校内外的师生、四川省外宣办等机构的百余名听众参与。 

王明珂是一位擅长叙述的大师。本次讲座中，他精心构筑一个叙事模式，从第一个案例到最后一个案例，都是精心挑选和设计出来的，中间贯穿的核心线索即资源竞争，这个思路在他最早出版的《华夏边缘》一书中就呈现出来。

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王明珂操着四川话，在川西从事漫长的实地研究，其中在羌族地区的时间最长，实地研究工作也最细致，曾发表《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本次讲座即从岷江上游地区的案例开始，以此带入本演讲的主题: 文明的底层与边缘。

岷江上游村寨位于青藏高原东缘，松潘草原和成都平原之间，在两大地块的推挤之下当形成的皱褶地带，高山纵谷，村寨之间相当分散且孤立。20世纪上半叶，寨子一般不足百户，大约由几个家族，40-80户人家构成，家族为父系家族。几个寨子构成一个村，几个村又构成一个大村。在这样的村寨社会之中，人们的认同非常孤立，畏惧内部的不团结，直至上世纪二十年代当地都没（尚未）有一个统一的“羌族认同”,  族群认同范围不大，一般限于本沟的人：所有上游的人都称“赤部”或者“识别”，所有下游的人都是“尔”，只有本沟的人是“尔玛”。

由于艰苦的自然条件和被敌人包围而形成的“小人群”社会，岷江上游的村寨资源竞争非常激烈，这致使当地人认为和邻近人群的区分十分重要，此表现在刻意突显区别的服饰、独有的仪式、不同的山神信仰, 以及用历史记忆来划分的社群界限。如茂县牛尾巴寨特有的过年仪式，年初七人过年仪式，一种展现本寨人保家卫土决心的仪式。他们会邀请邻近村寨的人前来观礼，这好似现代国家的阅兵仪式，以武力警告周围潜在的敌人。在岷江上游的村寨中，家族的概念是突破血系的，信仰同一地盘神的便是同一家的人，若是搬到别的地盘神处，就成为别家的人，同一家人的亲属概念划分以是否信仰同地盘神为鉴别标准。山神之上还有山神，更高一层的山神庇护的村寨范围更为广泛，羌族地区有一套自成体系的山神系统。这种人群血缘与地缘关系叠合如一的社群，即为原初社群。在这样的社群中近邻、近亲、近敌三位一体，人们惧怕外敌，强调社群内部纯净与团结。人类婴幼儿时期生活在一安全空间，周遭都是亲人，这便是人类最早的原初社群经验。

羌族的毒药猫的传说，就产生在过去羌族村寨这样的原初社群里面。对外部世界的恐惧、对从外部嫁入寨子的女人的猜疑，使得当寨子中发生重大不幸事件时，人们就会怪罪到这些女人的头上。在如此要求内部纯洁、团结的父系家族原初社群中，为了解决对内外部敌人的恐惧，少数女性成为人们克服这些恐惧的替罪羊。毒药猫传说与相关暴力，与西方女巫传说及猎巫运动，既有相似又有不同。相似之处在于它们有相同的文本结构，和造成它们的共同社会情景（小型村落之原初社群），但二者造成的结果不同。及至中国近代，由中央到地方政治威权并不在意岷江上游的当地人“灵魂救赎”，将之看作远方“蛮夷”。而欧美文明的社会上层威权（政治性与宗教性的）介入村落社会，恰恰造成了欧美近代初期的猎巫浪潮。

这可以让我们思考文明与农村原初社群的关系。一般认为农业带来新石器时代人类的定居生活。人类经历约 6000 至 8000 年进行所谓 “新石器时代革命”，但巨大改变发生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为何在长期相对稳定的时段之后，人类生态突然发生快速变迁？众多关于文明起源的学说试图解释这个问题，然而它们都没有明确地解释，为什么这种重大的社会变化与分化出现在新石器时代的晚期而非早期或中期？这涉及亲属关系。

羌族地区的案例提示，新石器时代的人类聚落中，人们可能并非结为一个个依血缘关系凝聚的亲属社群，而是人们的血缘与地缘关系相迭合的原初社群。也就是说，在新石器时代不存在远方的亲戚。那么由各群体平等、自主的小型原初社群，到大型复杂社会的演变，一个关键点可能是部分人群建立起和空间社群认同分离的纯血缘社群。此种家族的建立者勇敢地走出原初社群，分布于广大空间地域，以姓 (血缘符号) 与祖源记忆 (历史) 彼此联系、奥援，因此成为许多原初社群的统治者。纯血缘性家族，或许是最早的统治者社群。这一点，或许可以从与羌藏民族“地盘社会”截然不同的彝族 “祖先血缘社会” 来见其端倪。后者有强大家支祖源记忆，常觉得自身与千万人相系，因此勇于向外开荒拓土。祖先血缘的记忆不仅区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也在统治家族内区分主干与分支。血缘远近亲疏，以及贵贱、圣俗与神性血缘社群之别，如此造成社会分化与复杂化。文明及其政治体出现，其他的原初社群变成了广大农村，生活在这些原初社群中的人们成为了被统治者——农民。

农业与农村农民、与文明的关系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复杂。在原初社群的人，原本使用多元的手段来维持生计。但是粮食作物种植有其特色，首先植物离不开土地；其次种植作物需先投入种子、劳力等于土地，等待一段时日后的收成；这就要求照顾它们的人们因此也离不开土地，且在此段时间中需得到保护与喂养。因此等待农作物成熟的农民是非常脆弱的，且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照料作物。如此使得提供人们种子、食物与保护的人群，能藉此获得大量食物及其他资源，也藉分配资源建立阶序化社会与统治威权，让他们成为统治者。农业成为非常好的控制人的手段：让人从事农业就可以很好地控制他。相比于被统治的农民，统治阶层有物质、人力与时间，来从事其他发明、建设、休闲享受，以及战争、统治与管理技术，如此步入文明之人类生态体系之中。亦是由此，作为人类生态体系的文明，常藉“帝国”为其最高层社会组织，以维持其存在与延续。为了维护“帝国”的统治，统治阶层早期的统治技术以大规模纪念性构筑为典型方式，以榨取被统治者从事农业生产外的剩余劳力，让农民只能专注于农业生产，从而难以摆脱其被剥削的命运为目的。除此之外，统治阶层会鼓励或者强迫人们从事农业种植，使用胁迫劳动以及征税等手段。同时文明帝国也建立种种社会价值观：男耕女织，安土重迁、劝民归农、田园之乐等等，以让农民安于在文明底层的处境。在中国，常见于偏乡的 “同姓村” 便是人们血缘与地缘关系迭合之原初社群的遗痕，这儿口传的家族史也常循兄弟祖先历史之模式。

文明的底层是农民，文明的边缘则是被所谓文明之人视为 “蛮夷”或 “边民”的那些人群。文明的中心主义，让文明帝国的人鄙视文明边缘人群，他们为边缘人构建历史，这种建构通常的模式是：自文明中心出走的失败英雄，成为边远人群的统治及教化者。在中国早期的正史之中，这样的记载非常多，比如：太伯奔吴、箕子王于朝鲜等。不止中国，全球的文明中心都会创造类似的历史记忆，譬如19世纪末时，一位法国历史学家就提出，一位巴比伦酋长在西亚的斗争中失败，逃到东方，他便是中国的黄帝。这种历史记忆使得文明中心的人无法平等地看待文明边缘的人群。文明中心还会对边民远人进行奇风异俗的书写；实行军事扩张，征服、剥削、教化边地。同时，文明的吸引力，使得边缘入主文明核心，建立新王朝为文明注入新血。边缘自生的文明也创造新的文明与构建新的政治体。边缘和底层怎么样进入文明的生态体系里面？这过程常常是，文明核心之人对自身文明的夸耀，对他者的鄙视，以及边缘对文明的行为、礼仪或者文物的攀附、模仿，逐渐造成文明化过程，而这个过程往往发生在文明的空间边缘，以及社会边缘。

进入文明之后，文明人仍离不开原初社群，讲者以此解释西方近代初期的猎巫运动中为何有贵族与教士也被当作巫而受审。这是因为原初社群无所不在，贵族与教会社群也是一个个的原初社群，也因此对付内部敌人的猎巫也发生在这些社群内。

自15世纪起，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法国等西欧国家花费四百余年完成了海外殖民地的探索与扩张，扩大了西欧文明体的生存领域。文明的底层与边缘在近代发生变化。全球化、现代化构建了空前辽阔的“文明”空间，西欧成为文明的中心，它们构建民族国家，提出社会达尔文主义，为侵略和建立殖民地背书，世界博览会成为展示文明进步与他者之落后的场域。至今，许多西方电影、小说，仍在输出“文明帝国英雄拯救远方土著”之意识形态。

殖民帝国主义民族国家的全球扩张，还带来国家边界的变化；在各个旧帝国建立起民族国家后，界限模糊的帝国边疆变为清晰的民族国家边界。边界内无论是过去的 “蛮夷”或藩民皆成为一个个的少数民族。底层农民、乡民成为国族同胞，或同时得到其国族内的民族身份。欧洲各殖民帝国在离开它们的殖民地，让殖民地成为民族国家时，仍然想保留殖民帝国的利益，于是原殖民地国家的边界是在英、法、德等国谈判代表协商分配下以尺划出来的边界，这便是今日我们在地图上所见，北非、中东等地常见笔直的国家边界。这样的边界破坏本地人类生态，因此至今频繁发生各种人群冲突。当年殖民帝国出于自身利益划界造成的恶果，至今还在加深。

作为文明的底层，农民自近代以来面临新的困境：进口的农产品让本地农业无利可图；农村人口大量进入都市谋生或成为屋奴；大量农地被转为工商之用。而后，国际资本利用廉价土地、人力，以及不完善的环保与劳工政策，生产其科技产品，以“知识产权”占夺这些产品绝大部分的利益，再通过创造消费文化向第三世界劳工贩卖这些产品，将其低微劳动所得榨取回收。

由此可以进一步思考类似的资源竞争问题，比如：谁必须为环保、节能减碳负更多责任？谁来制定全球化商业秩序？谁来定义民主、自由、平等、集权与恐怖主义？谁造成区域性国家与民族矛盾？对这些问题，王明珂认为，我们可以站在人类生态的角度来反思文明: 无论如何，文明是中央化、阶序化社会之产物，它靠着燃烧被剥削者的脂膏而发出光芒。如此，我们可以多关注文明的底层和边缘。

讲座结束后，主持人谈了自己对讲座内容的理解，强调王明珂老师从人类学整体论角度构建地域与血缘相结合的原初社群观念，并由此出发构筑理解人类文明的宏大思路，颠覆我们对亲属制度、西南山地人群的交往、人类文明的诸多认知；此外，因讲座中的诸多论述与James Scott理论具有亲缘性，他顺带请教如何看待后者。王明珂谈到在美国读书时就接触到Scott的《农民的道义经济学》和《弱者的武器》，认为这是他最好的两部著作；还有Against the Grain对于反思文明也是不错的。至于他写的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野心太大；中国的云贵地带没有不被统治的艺术，反而是当地人无法逃避王朝或地方威权的统治，如“过山榜”等文本中反映的人们对使用本地山林之权力的理由及卑微要求。

随后王明珂回应听众提出的问题。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一名硕士研究生提出，“是什么样的动力使得原初社群走向血缘群体？是什么样的机制导致了这样的变化？”王明珂认为，他基本认同很多关于人类复杂化的研究的结论，认为农业和各种技术的发展，使得人口增加，人口压力使得有部分人开始往外出走，这一变化的详细过程，目前很难回答，现今青藏高原东部有着多样的社会形态，或许是解决问题的一个关键。部分人的出走并不是一个有意义的向外扩张，为什么会发展出一个具有强烈的血缘记忆的群体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

历史文化学院一名本科同学提出，“如果两个群体的区分是细微的，理论上二者的矛盾应该是轻微的，但为什么现实中的羌族村寨确实恰恰相反的呢？迫于人口压力搬离的人群为什么会中断与原本村寨的联系，而不是像彝族一样保有强大的血缘记忆呢？”王明珂表扬这个问题提得好，对后一问题，以成都平原的人为例，很多成都平原的人都成为了藏族、羌族的祖先，很多藏族、羌族都成为了成都平原的人，促成这一结果的机制是遗忘。在羌族地区，过去的村寨空间和血缘人群是完全一致的，且一地分享资源的家族不能多，保护资源的家族不能少，例如：有15个地盘神就有十五家人，多的人前往川西坝子后就永远不回来了，变成了汉人；历史上川东有很多逃难来到羌族地区的人，一开始给人家里打工，有空出来的地盘，就能够占据地盘上的房子变成该家族的人，而忘记汉人的祖源，成了当地人。至于前一个问题，越亲近的人有时候冲突矛盾特别严重，在一种强调纯净的团体里面，外面的“毒”要进入是通过亲近的群体成员进入的，所以猎巫和闲言村落中的毒药猫对付的都是内部敌人，而非外部敌人。就像欧洲人在历史上很讨厌犹太人但猎巫却不会猎到犹太人，因为那是真正的异族，猎巫是猎自己群体内的人。另一个例子，现在牵涉到很多宗教的矛盾，最激烈的矛盾不是发生在两个异宗教之间，而是发生在两个最亲近的教派之间，越亲近的人觉得越毒，威胁越大，越不能容忍。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李志英副教授提出，“游猎文明的产生是否适用于以原初社群的设想？它或是有其他的起源和机制？以人类婴幼儿时期的社会经验比对原初社群的底层逻辑或者学术来源是什么？”王明珂认为，在一些游牧社会也有这样的原初社会，也具有类似的弟兄祖先的历史记忆和类似毒药猫的传说，比如藏北的民间故事就有记载。但是在一些大型的游牧社会有社会组织，关于部落的记忆比较强的，就不是原初社会。历史记忆就会变成兄弟祖先共有一个英雄祖先的历史记忆，还有一种“两个儿子”的历史传说：英雄祖先生育两个儿子，两个儿子各自生育两个儿子，这种代代总是两个儿子的传说代表另一种情景，一般是关系最为紧张的两个部落才带有成对的历史记忆。从祖先传说的叙事结构可以看出社会结构。人类婴幼儿时期的社会经验比对原初社群是一个假说。人类离开幼儿阶段后的生活经验就是，越来越接触远方的世界和挫折，于是回到婴幼儿时期经验成为一种心灵避风港。所以，人类社会中很多的社群，都会想象成员有共同血源（如互称兄弟姐妹）与空间（如家的聚会场所），这便是当代原初社群。

讲座后为听众签名

最后，主持人向王明珂老师表达敬意与感谢。本次讲座在掌声中圆满结束。

撰文：何夏童

审阅：王明珂

校对、摄影：陈波

编辑：孙昭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