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4月21日19点，西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研究员夏吾卡先博士应邀在我所做了题为“大英博物馆藏部分吐蕃绢画的调查与研究”的学术讲座。此次讲座为“大吉青年藏学家系列学术讲座”第五十九场，由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四川大学杰出教授霍巍主持。夏吾卡先研究员对大英博物馆馆藏吐蕃敦煌绢画和纸质画稿做了现场调查分析，结合斯坦因的原始调查记录和相关学术研究成果，对部分绢画的流散、登记著录，以及现有研究成果中存在的疏漏和年代议题等进行了专题报告。

大英博物馆收藏有大量的唐代珍贵文物，系斯坦因（Aurel Stein）分别于1900-1901年、1906-1908年、1913-1916年先后三次在中国新疆和甘肃等地探险所掠取。其中包括多件吐蕃统治敦煌时期（781-848年）的文物，系第二次探险期间的1907年5月至6月在敦煌莫高窟第17窟中发现，约有20件。1909年，斯坦因从敦煌掳掠的文物运抵英国伦敦，并进行了开箱整理。1918年，大英博物馆和印度政府根据事先约定的资助探险活动比例对这批文物进行了瓜分。隔年，包括吐蕃金刚手菩萨绢画在内的部分文物划归英国，正式入藏大英博物馆，其余收藏于印度新德里国家博物馆。

根据绘画的风格样式，敦煌吐蕃绢画可分为三类：一、敦煌样式的绢画；二、吐蕃样式与敦煌样式并存的绢画；三、吐蕃样式绢画。

敦煌样式的绢画如大英博物馆馆藏编号为1919，0101，0.3的绘画，尺寸为147.3×105.3cm。题记为“觀世音菩薩清信弟子溫義為己身落番得歸鄉敬造一心供養……”，此外还有印度新德里博物馆的MN99-17-99，MN2003-17-252等。

吐蕃样式与敦煌样式并存的绢画如药师佛绢画（编号：1919，0101，0.32）、阿弥陀净土绢画（编号：1919，0101，0.35）和维摩诘经变绢画（编号：1919，0101，0.57）。此外，还有吐蕃地方政权退出敦煌后的绢画，如观音菩萨绢画（编号1919，0101，0.21）。 

吐蕃样式绢画如大日如来曼荼罗绢画（编号：1919，0101，0.50）。

在近距离的实地考察中，还有一些以往未被人注意到的细节，如药师佛绢画中的题记，提到作画的目的是为母祝寿祈福，但藏汉文题记有一些差异，值得深究。另一幅观音绢画（编号1919，0101，0.66）曾有改绘痕迹，原来的题材可能为大日如来与八大菩萨。在两幅罗汉纸画中的题记中提到了自己的编号和画师，从中可以推测当时画作的数量和画师的身份。

金刚手菩萨绢画研究为本次讲座研究的重点。该画自1919年入藏大英博物馆以来，历来是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作品，被众多学者讨论和关注，但少有人阅读斯坦因原本的考古记录并做比较工作。早期学界更多地强调该画受到的尼泊尔和印度波罗艺术的影响。直至1974年，格罗普将其与于阗巴拉斯瓦斯德绘画相联系，此后格氏观点逐渐为学界所认同。近期有学者尝试将这批绢画与公元10世纪西藏西部绘画遗存关联起来进行分析。

将斯坦因报告中公布的金刚手菩萨（编号为Ch.lv.002号）旧图和今天在大英博物馆所藏金刚手绢画（编号1919,0101,0.103号）的新图相比较，虽然两者无论在尺寸、主题还是色彩装饰及整体风格上皆具有诸多的相同之处，但也有以下差异：第一，新图出现了图像的翻转；第二，新图不见旧图华盖上的藏文题记“gcen”字；第三，旧图两侧和下方所裹布的边织完整且底下局部还覆盖了部分覆莲座，但新图中基本消失；第四，两幅图的细节比较后，头冠、项饰、发辫、着装等的细节上处处有差异，显然并非同一幅绢画。

夏吾卡先研究员认为存在两种可能：一是绢画正反两面皆绘制有高度相似的图像。由于墨水渗透，导致一面的题记渗透至另一面。如果属于这种情况除非大英博物馆重新对这一“千年画作”进行拆解和修复，否则很难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这种情况现场看不出痕迹，以斯坦因的专业水平和大英博物馆书画修复师在后期修复与加固过程中，一定会有所察觉并予以记录。二是其中一件为仿制品。

金刚手菩萨绢画是一组由十幅画作组成的系列绘画，其中三幅现藏于大英博物馆，其余七幅现藏于印度新德里国家博物馆。大英博物馆收藏这幅敦煌吐蕃绢画的问题并非孤例，印度新德里国家博物馆藏的另一幅带菩萨名号题记的绢画作品（Ch.lv.004）也存在同样的问题，甚至手法如出一辙。英国和印度的两幅带题记绢画出现同样的问题，这并非是偶然的巧合，其发生的时间段应在1909至1919年间，最迟也不晚于1927年。原因如下：一、这一时期恰是在英国与印度尚未完成文物瓜分前或划归印度的文物最终被运往印度前的时期，不排除有替换的可能。二、日本学者松本荣一是较早关注这一系列绢画的学者，他于1928至1929年前往英国获取图像资料，并于1937年刊布了以上系列绢画的图像资料，其时这两幅绢画就已经出现了替换。三、亚瑟·魏勒于1925年着手整理这批作品，于1931年出版《斯坦因敦煌绘画目录》，系另一部较早的出版物，但书中没有图录，金刚手菩萨和观音的文稿可能是基于《西域考古图记》，并未参考原件。四、根据相关资料显示，在文物集中整理初期，由于场所不固定，专业人员匮乏和交接人员较杂，文物的归属尚未确定，再加整理人员对所整理的文物熟悉程度不深，甚至出现整理工作时断时续的情况。因此，以上两件带题记绢画有可能在这段时间内被替换。

对夏吾卡先研究员在英国牛津大学访学期间现场考察大英博物馆藏品所取得的这一重要发现，线上线下听众进行了充分的交流，在意犹未尽的讨论和慨叹中讲座圆满结束。

整理：练梦颖

审稿：夏吾卡先、张长虹

编辑：孙昭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