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9月5日-6日，由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四川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和西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西藏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的第二届“高原丝绸之路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成都成功举办。来自美国、英国、瑞士、印度等国和国内西藏、青海、甘肃、四川、重庆、河北、江苏、北京、天津、上海、台湾等地的国内外10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学术研讨会，98位学者发表了学术演讲。四川大学党委常委、副书记李正赤，西藏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王斌礼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由西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院长白伦·占堆教授主持。

四川大学党委常委、副书记李正赤代表四川大学对前来参会的海内外学者表示热烈欢迎，向长期支持四川大学的西藏大学及各界专家表示衷心感谢。四川大学作为近代创办最早的高等学府之一，秉承“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校训，学科齐全、办学实力雄厚，依托区位与资源优势在藏学研究领域有着悠久的传统和深厚的积淀。四川大学与西藏大学有着长期的友好合作关系，此次再次携手举办第二届“高原丝绸之路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对于挖掘高原丝路沿线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探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轨迹具有重要意义。

西藏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王斌礼代表西藏大学向参会专家学者、来宾表示欢迎，向深耕高原丝路研究的学界同仁致以敬意。他指出，研讨会恰逢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既是对青藏高原文化保护发展成就的学术致敬，也是践行习近平总书记“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嘱托的实践。高原丝绸之路不仅是古代经贸通道，更是连接青藏高原与中原、南亚及中亚的文化桥梁，体现了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当前考古发现与学术研究不断取得新突破，为理解多元文明交融提供了坚实基础。他呼吁学者们围绕高原丝绸之路考古新发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等核心议题深入探讨，弘扬丝路精神，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的学术贡献。

开幕式后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李永宪教授和西藏文学院院长旺宗教授分别主持了本次会议的两场主旨发言。四川大学霍巍教授在他的发言“考古发现与高原丝绸之路”中指出，由德国地理学家提出的“丝绸之路”的概念，其内涵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变化 。在时间轴上，从汉代向前追溯到了史前时期，向后延续到了汉唐宋元以后；在地理空间上，突破了狭义的陆上丝绸之路的范围，提出了北方的“草原丝绸之路”，南方的“海上丝绸之路”以及区域间形成的“西南丝绸之路”等概念。现今，青藏高原考古新近所取得的重要发现，如西部地区发现的茶叶、丝绸、黄金面具等，腹心地区发现的金银器、波斯银币、宝石、珠子、铜镜等都以大量的实物证据表明，早在汉晋时期，甚至史前时期，青藏高原就与中原地区、中亚、西亚和南亚等周边地区有了交流往来，因此中国西南这片地理空间极为辽阔、地理位置极其重要的青藏高原也应纳入交通往来的丝路体系中，所以适时提出“高原丝绸之路”的概念，无疑有益于加强国内外学术界对于“丝绸之路”“一带一路”这些整体性概念的认知。根据考古和文献两方面的证据，“高原丝绸之路”基本形成了三个大的路网，一是西北路网，主要通向中亚和西亚；二是西南路网，通向今天的尼泊尔和印度等南亚地区；三是东南路网，通向缅甸、印度东北部等地，前两条路网已有较多实物材料发现，第三条还需要加强研究。总而言之，“高原丝绸之路”是中外文化交流“丝绸之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原文明输入青藏高原的主动脉，起着中外文化交流中转站、集散地的重要作用，是青藏高原文明最终融入中华文明体系强有力的联系纽带，是由高原各族人民共同开创的。

英国剑桥大学海德嘎·丁伯格教授（Hildegard Diemberger）的发言“丝路上的文本传播与书籍技术变革”（Traveling Texts and Transforming Book Technologies on the Silk Roads）更进一步指出，在丝路各交流通道上流通传播的不只有丝绸，还有其他物资的往来，如纸张、马及各类商品，也包括像《般若波罗蜜多经》这样的宗教典籍。以15世纪著名的女上师曲吉准玛（1422-1455）的传记为例，文本中谈到书籍时的词汇“Spyan drang”（迎请）、“Num bza’”（书衣）、“Sku rags”（束带）等均暗示着书籍实际上是被尊为具足威力的尊贵存在。民族志资料显示，书籍不仅常被庄严地裹上绸帛、系以绶带，更被迎请于各地之间。它们具有神圣威力——既可于仪轨中抵御冰雹、召请甘霖，亦能为人赐福，书籍为“语之所依”，被奉若圣物，这种观念在早期的佛教经典中即已出现。剑桥大学收藏的11世纪《般若波罗蜜多经》贝叶经，不仅有精美的东印度风格插图，经叶中间还有两个穿孔用于细绳穿缀，这种装帧方式至今在印度仍有留存，并且在青藏高原的写本和印刷传统中都有体现。这些贝叶经沿着多条丝绸之路传播，世界各地发现的贝叶经表明早在11世纪时的佛教世界就已存在广泛互联的整体网络，甚至21世纪的中国西安仍有贝叶经在复制生产，让人回想起玄奘远赴天竺求取佛典的壮举。大量的实例表明，书籍的制作背后汇聚着物质材料、思想理念和仪轨实践的交织。书籍本身就是跨文化传播的物质见证。近年中国学者在聂拉木县乃龙乡一带发现的古籍文献，其纸张年代可早至10世纪，且纸张原料来自青藏高原的狼毒草。而协嘎地区更是发现卫藏地区现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品，表明此地曾是书籍制作与经版雕刻的重要枢纽，这些古籍的生产和流传正处于霍巍教授提到的从吉隆通往青藏高原的通道要冲，表明这条道路无疑是丝绸之路宏大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央民族大学苏发祥教授以清朝诗人尤侗的一首诗开篇，梳理了西藏山南碉楼文化及其特点。“拂庐大小上碉房，氆氇缝衣瑟瑟装。口诵番藏做佛事，射生偏喜啖牛羊。”碉房是青藏高原常见的一种民居。以石头为原料、筑石而居的传统在青藏高原古已有之，西藏康马县玛不错新石器时代遗址就有石头建筑遗迹发现。碉楼的发展经历了从地穴式的石头建筑，到吐蕃时期的雍布拉康碉楼式宫殿建筑，吐蕃之后的色喀古托碉楼式民居建筑，再到元代各万户首领宗本居住的宗卡，在此基础上又形成了后来的颇章、谿康等建筑形式。碉楼在青藏高原的分布，从川西高原到横断山脉，再到西藏南部以及喜马拉雅山南麓地区，形成了一个人类学意义上的“碉楼文化区”。这一碉楼文化区在建筑原料和技术等方面有着很多相似性，表明碉楼是青藏高原本土的一种文化现象，而不是从外面传进来的。山南地区可以说是全国碉楼分布最多的地方，单是洛扎县边坝乡就有161座。其分布特点是从南到北都有发现，南面多石砌高碉，向北，土石结合或土建碉楼逐渐增多，到雅砻河谷一带碉楼数量减少，多见宗卡和谿康。形制上，以四角碉居多，八角形较少，多为九层、七层或五层，既有单体碉，也有双碉、群碉、官寨碉和谿康。关于碉楼的文化起源，学界从语言学角度对“邛笼”一词多有讨论，孙宏开先生认为“邛笼”是羌语，指累石为室；石硕先生认为“邛笼”是藏汉混合语，意为“琼鸟之巢”；红音博士认为“邛笼”是本教发源地“琼隆银城”（Khyung lung dngul mkhar）的同音异写。苏发祥教授认为“邛笼”可能是地名，是从阿里迁移到嘉绒地区的人们为怀念故土而为新地所起的地名。古时，西藏“邛”同时也是部落、家族名，不仅指本教的琼鸟，而“笼”在藏语中有“谷底”“沟”之义，琼笼有“琼人居住之河谷”之意。四川就有许多以“邛”为名的地名。青藏高原星罗棋布的碉楼，是中华建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历史文化价值的深入发掘，不仅可以充分揭示青藏高原古代各民族的交流往来和历史变迁，也可促进当地文旅产业的蓬勃发展。

西藏大学的美郎宗贞教授以“高原丝绸之路研究：历史与现实交织的文明通道”为题，重点关注“高原丝绸之路”如何从古代文明交汇的“路网”演变为今日“一带一路”倡议中的“枢纽”？这不仅是对历史的延续，也是对未来的主动塑造。通过对高原丝绸之路概念与脉胳、形成与发展的梳理，对其深远的影响、现实的转型、未来的启示等五个方面进行了阐释，认为对于高原丝绸之路的深度综合研究，在推动“一带一路”倡议高质量发展，深化与南亚合作，加强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研究，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方面都有着重要的作用。

来自中国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的孔令伟博士则关注南亚商旅在青藏高原丝绸之路跨文化交流中的中介作用，作了题为“清代西藏与高原丝绸之路的南亚商旅”的发言。他认为，跨越青藏高原的丝绸之路，交流不仅是东西向的，也有南北向的；证据不仅有考古层面的，也有文献的，包括汉文、藏文、满文、蒙古文等多语种史料的印证。在清代，活跃于青藏高原及其周边地区、通过西藏地方连结清廷与南亚的商旅主要来自印度、尼泊尔、不丹、拉达克、锡金、波斯等地，甚至有来自中原的川陕商人。输入西藏的商品主要有棉布、香料、丝绸、药材和贵金属。布达拉宫2019年的一场展览中就展示了大量产自江南织造的丝绸；台北故宫收藏有产自印度西北部的丝绸。丝绸不单纯是商品，也具有礼仪与政治象征意涵，是重要的战略物资与交流媒介。清代，在拉达克—西藏—清廷的互动网络中，丝绸贸易加深了跨境经济联系，也成为清廷对南亚政权施加影响的重要工具，显示出其在地缘政治与文化交流中的核心作用。接着孔博士以具体的史料，如博格尔（George Bogle, 1746-1781）笔下记录的从西藏带回不丹的“披楞手绢”（Pelong handkerchief）；20世纪初尼泊尔商人回忆下的拉萨集市，老照片上甚至用汉文写着“尼伯尔商会”，可以窥见当时汉文化在西藏的影响；1734年拉达克国王通过西藏地方政府给清廷的一封上书，里面除了解释国内政局与边境战争，同时上贡“喀齐之绸缎”，即印度蒙兀兒絲綢；《卫藏通志》和清宫造办处档案中也有“卡契缎” 的记载；台北故宫玉碗配有回子布套。从这些实物的流传，大致可以勾勒出从中亚的叶尔羌商团，经过拉达克、阿里的藏军、颇罗鼐与驻藏大臣，然后抵达清廷的商品贸易与情报网络，这可谓是霍巍教授提到高原丝绸之路在时间轴上的延伸，在清代不仅是物资通道，也是资讯通道，是连结西藏、中原与南亚市场的重要桥梁，突破了传统的地理与政治边界框架，从中也可以看出清代西藏的战略地位及其与周边世界的多元联系。

厦门大学的张亚辉教授作了题为“食人魔与巨人僧：车巴部落起源神话的人类学分析”的大会发言。他通过对甘南卓尼藏族车巴部落的族源神话的分析来呈现基层社会中佛教的宇宙论模式与三功能之间的关系。车巴神话中的三功能结构：拉仁波、鲁郭徐和嘉且；整个神话从鲁郭徐只有女儿开始，结束于“车巴人占地占家，车巴子孙如星星”，武士阶层的最终崛起才确定了产权的合法性，最终建构完成了符合本教的社会结构，但并非以模仿本教宇宙论的方式，三个等级的身份法之间也保持了清晰的界限，没有都被吸纳进祭司法内部。后弘期出现的佛教的四天子论和末世论不同于谭拜亚（Stanley Tambiah）重视的《起世因本经》。末世论的时间结构中，北方是中心，与谭拜亚的星系政体的曼陀罗模型不同，整个的中心不在中心，而是移到了北方，因此香巴拉可能才是藏族人宗教观念的核心，而不是坛城。四天子论中，南方是宗教，西方是财富，北方是军事，东方是占卜，车巴神话中天上体让之子变成食人魔的过程用印度的任何理论都无法解释，只能回到时空制度中去理解，而这种时空制度其实是和东方的占卜有关系，而这种联系自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的联姻就已经开始了。

西藏自治区社科院边巴拉姆研究员作了“丝路赋能 民心联通：共筑现代化西藏与区域繁荣新未来”的发言，指出在“一带一路”南亚大通道建设推动下，高原丝路古道焕发新生，成为西藏与尼泊尔深化民间交流、实现合作共赢的关键纽带。

大会发言结束后，十个分论坛又围绕“高原丝路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藏传佛教艺术与高原丝绸之路”“高原丝绸之路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语言、文本”“文学与艺术”等议题进行了分组讨论。经过两天的热烈而卓有成效的交流，会议于6日下午5点落下帷幕，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副所长张长虹研究员主持了闭幕式。

此次会议与“首届高原丝绸之路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不同之处在于，吸纳了不少的硕博士研究生等青年学子参加。在闭幕式上，青年学子代表发表了感想。

西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桑旦加措表示，此次研讨会为青年学子提供了高规格的学术平台，有机会与国内外顶尖学者平等交流、深入探讨，倍感荣幸；对主办方的精心筹备和各位专家的倾囊相授致以感谢，与会的学者们所提出的建议深刻而宝贵，为参会同学们的后续研究指明了方向，照亮了前路；会务团队的周到服务，让与会者能全心投入学术交流，青年学子将带着此次收获，以更扎实的态度投身研究，为高原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研究贡献青年一代的力量。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博士生罗岚鑫回顾了为期两天的会议论坛，认为本次会议以“高原丝绸之路：历史、文化与跨文明对话”为核心，展开了一场真正跨越古今、连接中外的学术探索。众多顶尖学者带来的前沿研究成果——从西夏佛教艺术与北方丝绸之路的关联到佛教经典传播所推动的技术变革历程；从跨喜马拉雅的贸易网络到基因考古揭示的人群迁徙，从唐蕃古道的遗迹到数字人文重塑的文化地图，每一场报告，每一次研讨，都是一次思想的碰撞与视野的开拓。她引用四川大学校歌“与神人，歌且舞，领袖群英吾与汝”表示，将带着此次会议激发的新问题、新方法与新思路，继续在这条充满魅力的学术之路上探索前行，共同为揭示高原丝绸之路的厚重历史与深远意义，做出更新更大的贡献！

剑桥大学的丁伯格教授（Hildegard Diemberger）作为国际学者代表致辞。她表示此次会议不仅是学术的盛典，也是新老学术知音的相聚，并对四川大学与西藏大学的合作表示了赞赏，称赞这次会议促进了不同学科、不同视角的知识交融。她认为，跨文化、跨领域的对话对于理解丝绸之路上的多元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并期待未来能有更多这样的交流机会。

最后，三家主办单位负责人对此次研讨会进行了总结。

西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院长白伦·占堆教授代表主办方向跨越山海、不辞辛劳远道而来，带着对高原丝路研究的深厚热忱，毫无保留分享最新学术成果，以真知灼见为学术盛宴注入丰富内涵、助力深化高原丝路历史文化认知的各位专家学者致以诚挚谢意，同时他对青年学术力量的成长倍感振奋，无论是崭露头角的青年学者，还是初入学术门槛的研究生，首次参与此类盛大国际学术交流平台，仍展现出自信从容与沉着严谨，这份对学术的敬畏与探索热忱，让大家清晰看到高原丝绸之路研究事业的未来与希望，也对该领域长远发展充满期待。

西藏大学文学院院长旺宗教授指出本次研讨会收获了三大珍贵成果：其一，两场主旨发言精准锚定研究高度，八位专家从从考古、文本、文化、理论等多元维度展开分享，全方位勾勒出高原丝绸之路的丰富内涵；其二，十个分论坛围绕核心方向深耕研究细节，形成跨领域、跨视角的学术交流氛围，有效激活了高原丝路在文化传承、经济转化、文明互鉴等方面的多元价值；其三，本次研讨会既是学术成果的展示平台，更是学术资源整合与学术友谊缔结的桥梁。同时，她强调，未来将进一步整合西藏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与研究机构的资源优势，推动高原丝绸之路研究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发展，让这条承载千年文明的“高原丝路”在新时代绽放更耀眼的光芒。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铸牢基地主任霍巍教授全面梳理了本次研讨会的鲜明特点：其一，规模为近年同类学术会议之最，参会覆盖面广；其二，学科门类齐全，形成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研讨氛围；其三，国际化程度高，吸引多国学者全程参与，为中外学术对话搭建了优质平台；其四，参会人员涵盖老中青三代，各方在平等包容的氛围中深入交流，围绕学术观点展开热烈讨论；其五，时间把控严格，确保每位参会者享有平等的表达机会；其六，高度重视学术新人，助力青年学者熟悉学术规范、积累交流经验。同时，他对青年学者寄予殷切希望，强调学术研究是长期的“马拉松” 而非“百米冲刺”，叮嘱青年学者既要脚踏实地、潜心钻研，以严谨态度做真学问，不浮于表面、不急于求成；也要拓宽学术视野，积极与国际同行对话，在交流中发现不足、提升自我，为高原丝绸之路研究注入新鲜活力，成长为该领域未来的中坚力量。

主持人在最后总结致辞中，再次感谢所有与会专家学者、会议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同学们的辛勤付出，此次两校通力合作共同主办的“第二届高原丝绸之路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圆满闭幕。

供稿：刘雅楠、陈淳、刘育希

审稿：张长虹

编辑：孙昭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