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史前史研究
课题负责人：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李永宪
一、 本课题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西藏史前史对于西藏古代史和整个中华文明史的研究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时段和构建部分，但长期以来这项研究从形式到内容都十分薄弱，其主要表现为：首先，中国学者未见有以研究西藏史前史为主要内容的专著，以论文或其他史学著作的形式偶有论及者，多以西藏古代传说、史诗等材料为依据，缺乏力证材料与研究理论的有机结合；其次，由于西藏史前段田野考古工作的滞后，少量由中国自然科学家及外国人士早年在西藏各地发现的诸如打制石器、墓葬等考古材料，多因其记述语言缺乏历史学科的采用性、可观察性，史学研究者难以提取和发挥这些材料的信息价值，所以这些早年零星的史前考古资料未能真正、有效地介入西藏远古历史的研究中；再次，长期以来宗教史、王系史、贵族史、英雄史、政教关系史等专史类研究在西藏历史研究中形成的特殊格局地位，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术界对西藏史前研究从理论构建到材料发掘这一整个研究系统的关注与探索。
上述局面的有所改观，应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藏考古的一系列发现与研究，其表现有三个主要方面：
（1） 昌都卡若、拉萨曲贡等多处新石器时代高原聚落遗址的发掘及其研究成果的刊布，以不容置疑的科学性，将高原人类文明史前推至距今5000年以前，并证实这一时段西藏高原存在着不同分布区域的文化类型，针对这批考古材料的意义，安志敏、王恒杰、童恩正、冷键、江道元、侯石柱、王仁湘、李永宪、霍巍、石应平、李文杰、石硕等人发表了多篇有关西藏新石器文化研究的论述，从根本上否定了所谓高原人类居住史“不超过距今3000年”的断言（瓦西里耶夫，1978；博厄斯，1977），明确了“新石器时代”在西藏古史中编年中的位置及其物质文化诸种标志，由考古学研究延伸了西藏古史研究的视线，“卡若文化”、“曲贡文化”等考古学文化的概念开始频繁出现于研究西藏早期历史的论述中。
（2） 80年代初至90年代的全区文物考古大普查，由考古工作者在西藏各地发现记录了一大批早于吐蕃时期的考古新材料，如打制石器地点、新石器遗址、岩画、封土墓、石棺墓、石丘墓、大石遗迹等多类遗存，这些新的考古发现以分地区文物志书的形式陆续出版后，成为西藏早期历史研究中的又一批重要新材料。围绕这批新材料，侯石柱、张建林、霍巍、李永宪、何强、郭周虎、柴焕波、陈建彬、张亚莎、索郎旺堆、丹扎、汤惠生等人进行了多角度、多专题的研究，进一步加深了史学界、藏学领域对西藏早期历史丰富内容的关注和探讨。
（3）90年代以来，在国家及西藏自治区有关部门的支持组织下，一批藏、汉考古学者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开展了一系列分区域的史前田野考古和研究工作，如拉萨曲贡、贡嘎昌果沟、琼结邦嘎、昌都卡若、昌都小恩达、察雅江钦等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调查及发掘，昂仁布玛、札达皮央?东嘎、昌都沙贡、浪卡子查加沟等古墓葬的发掘等。王仁湘、李永宪、霍巍、夏?旺堆、赵慧民、杨曦、廖国一、次旺、宗喀?漾正冈布、达扎、央珍、黄慰文等人结合其他考古材料以原始艺术、史前陶器、早期金属器、早期墓葬制度、史前农业、史前农牧工具、史前宗教崇拜、史前医史、高原人类居住史等为题目，从不同的视角对西藏史前史进行了多层面的探索。除此之外，一些国外学者也就西藏史前考古新发现作了一些研究，如杰森?M?哈瑞（Jason
M. Hare）《青藏高原的早期石器工业》（1995）、约翰?文森特?贝里扎(John Vincent Bellezza)《藏北前佛教时期考古研究》（1999）、马克?史蒂文?奥登德菲尔(Mark
Steven Aldenderfer)《西藏西部前佛教时期居住遗址研究》（2001）等。
提出构建或重建西藏史前史这一命题，首先是从中国民族地区历史研究学科建设的高度来认识其意义的重要性。史前史不同于从生产经济、社会组织、家庭形态、宗教信仰等方面阐述人类早期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原始社会史”，不等同于研究具体遗物、遗迹、遗址、考古学文化的“史前考古学”，也不同于研究单一民族古代历史的“族别史”。对于中国多个民族地区而言，其早期历史（包括史前史）可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特性），这种差异或特性的发展，往往是构成其政体、文化、生活习俗等区域史特征的基因，其主根是文化传统的形成与递承。
西藏史前史的研究，是一项必须吸收历史学以外其它学科领域理论方法与成果记录的综合研究，它既是人类早期社会发展史、文化史的研究，又是人类征服高原、改造艰苦环境的早期开发史研究，它既是以考古学遗存作为基础材料，又必须将物质材料回归到社会历史的层面上进行研究，因此在理论、方法、材料等研究工作的各个方面，势必贯穿一种开创性与建设性，这对于使考古学真正介入西藏地方史研究、藏学研究领域，与之结合并得以互相推进与发展，这项艰巨而路途长远的研究工作，是具有重要的理论创新意义的。
尽早形成一部科学、完整的西藏通史或藏族通史，史前部分的研究是绝对不可或缺的。可以说，西藏考古是支撑西藏史前史研究和构建工作最根本的学科基础，在西藏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之前，要复原史前历史的本来面目，日益丰富的考古学材料成为基本的可能性，同时利用西藏相邻地区史前材料以资比较，大力发掘西藏古史传说与史诗类材料的科学价值，开展这项研究的必要性、可行性是无须赘言的。本课题的研究，对于阐明西藏高原的人类开发历程、西藏传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藏民族族系源流、西藏史前文化在中华古文明形成融合过程中的作用，在国际上继续开展维护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的斗争，也都是极具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的。
二、本课题的主要内容与研究方法
本课题的基本内容，是将西藏高原自人类出现以迄吐蕃王朝建立（公元7世纪左右）这一大跨度时段认定为西藏历史的“史前时期”，并以现西藏自治区的政区范围作为研究的主体地域，重点进行西藏史前时期的结构性研究和不同历史剖面、不同文化层面的分时段研究。具体研究内容可主要分为以下部分：
1． 西藏高原的远古环境
参考地质学、地理学、第四纪学等自然学科的记录资料，阐释西藏高原隆升过程中第四纪（更新世）以来自然地理、生态环境的基本特点，并结合人类起源的线索，探讨高原自然史与人类发展史的关系。
2． 西藏史前期时代编年
以迄今所见西藏考古学材料为基础，依据考古学断代法，并参考一般史前期划段标准和西藏古史传说分析，初步形成与地质时代、人类发展史阶段、史前考古学划段、西藏远古传说时代等大致对应的时段序列，构建链接成西藏史前研究的纵向坐标。
3． 高原人类起源与西藏旧石器时代
以西藏高原周边地区古猿及人类化石的发现、第三纪末至第四纪高原环境的基本特征、西藏高原旧石器的时代、分布、文化类型等为三条主要线索，考察高原旧石器时代人类及其文化在亚洲人类起源和亚洲旧石器文化中的位置。并从高原环境的独特性着眼，探讨西藏远古人类的生存模式和高原人类开发史的肇端。
4． 西藏新石器文化与史前农业文明
由已发掘或调查发现的西藏新石器时代考古学遗存入手，对高原新石器时代文化进行综合分析，由点到面、由表及里地考察新石器时代高原人类在时空分布、技术水平、生产经济结构、生活习俗、观念意识、文化谱系等方面的特征面貌，并将文化传统（物质及精神的）、农业经济与狩猎经济的结构关系和区域关系、全新世高原气候“高温期”对人类生计文化的影响、人群集团的构成与源流等，作为该部分的重点研究内容。
5．早期部落时代与王权的形成
从古岩画、古遗址、各类古墓葬（群）、石构建筑遗迹、金属器、装饰品等不同类型和不同分布地域的考古学材料出发，结合相关的藏、汉文献材料及历史档案记录，讨论新石器时代以后西藏历史文化在诸方面的表现及其总体特征，重点展开对西藏早期部落集团的形成、王权雏形的产生及其背景等社会结构方面的研究，以及对由考古材料为表征的早期生产经济结构、生活习俗、宗教观念、文化交流融合等文化传统方面的研究，探索新石器时代之后至吐蕃王朝建立这一时段西藏历史发展演进的基本轨迹。
6． 西藏史前史的基本特点
在对西藏史前史进行历时性阶段考察的基础上，综合运用考古学、历史学的理论方法，对西藏史前期历史进行结构性的总体研究，即结合纵向时代阶段和横向历史剖面等史前历史文化在多个方面的诸种表征，归纳出西藏史前历史发展的基本特点和基本规律。大体而言，主要从以下方面着眼入手：
西藏史前期的社会发展阶段特征；
西藏史前生产经济模式的结构变化；
西藏史前人群部族的源流和构成；
西藏史前期的社会组织结构变化；
西藏史前文化传统的形成及其发展；
西藏史前原始宗教的形式内容；
西藏史前艺术的类型；
史前西藏高原的“人地关系”特征；
西藏史前文化与周边原始文化的关系；
西藏史前史与中国史前史体系。
本课题研究在方法上是多学科领域结合的历史学综合研究，除了充分发挥史前考古学在史前史研究中的特殊作用，同时运用人类学、民族学、宗教学、民俗学、艺术史学等学科领域在早期文明史研究中的特长，探索西藏史前社会结构与文化传统、物质文明与精神文化方面的诸多特质。
在具体研究方法上强调历史学的“回归研究”和“综合研究”。即在具体材料、物质遗存等史源材料的分析认识基础之上，通过逻辑思维、抽象思维来反映客观历史的本来面貌用其规律性，以历史学综合研究的理论指导对多学科材料的分析运用。在开阔研究思路的同时，力争有多方面的突破。
本课题在研究思路方面的主要考虑是综合性和创新性，大体有这样一些思考：
（1） 大力发掘西藏史前史的“史源”，是研究工作取得成效的重要基础。在系统汇集、补充考古学史源资料的同时，要努力挖掘汉、藏文献中有关西藏远古传说的史料价值，此外还应注意利用如古气候、古地理、古生物、古环境、古人类等其它学科的研究成果与档案记录资料，避免史源资料的单一性，扩展研究思路的深度和广度。
（2） 综合、立体研究是分析西藏史前史的主要思路。一是强调以纵向的时代分段和横向的社会断面相结合的方法构建西藏史前史的立体框架；二是以社会发展史、高原开发史、物质文化史、宗教艺术史、人地关系史等不同的层面作为研究主线；三是在史前考古物质史源的基础上，注意回归和提练精神层面的精神文化，由此创立西藏史前历史若干可观察的剖面；四是在研究中吸收其它学科的研究思路，力求避免简单的考古学时代排序和专类史的单层次平面研究。
（3）纲目构建得当，研究重点突出。课题研究的纲目主要是建立在西藏史前考古学文化的分区、分期的纵、横构架的基础上；研究重点是史前文化传统的形成及其与西藏文明产生的关系。
（4）必须对西藏史前史的相对特殊性有一定认识。一是西藏高原气候环境的特殊性与史前人类的关系，即人地关系的适应性大于改造性，这是构成史前西藏文化统的重要因素之一；二是与之相关的社会发展阶段特殊性，即西藏史前期“原始群落时期”的不明确性，以及“氏族时期”与“奴隶制时期”的重叠性，这是认识西藏“史前期”向“文明时期”演化递进的重要特征。
（5）注意从中华远古文明的整体性上认识西藏史前史的基本特征。若干考古资料表明，西藏史前文化与中国西北、西南地区的其它原始文化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探索西藏史前史发展演进的规律特征，目的是阐明其在中华古文明形成过程中的位置与作用。
三．本课题研究预计在理论与实践上的重大突破
本课题预计突破的难题主要存在于以下方面：
1．任何地区史前史的研究、构成，都主要是建立在史前考古发现与研究的基础之上，因此对史前考古材料的认识与研究就更显重要。在这个前提下，如何能在大量运用考古材料时做到“既见物又见人”、“既见物又见史”，从相对单纯的考古学物质遗存中，提取丰富的、不同层面的、有一定深度的历史文化信息，是本课题需要突破的首要难题。
2．从旧石器时代直至7世纪吐蕃王朝的建立，是跨度相当大的一个历史时段，即便是从考古材料上看，其间的缺环，或是采用传统考古学划段而出现的交叉重合，都是存在的问题，依据文献、文字材料在这方面的补证更是有限。西藏史前史要成为一部“信史”，应当力求在编年标尺上为学术界所基本认同，其间可能涉及考古学、历史学、藏学等领域相间“多重标准”的问题，这是本课题力求解决的另一难题。
3．西藏史前史的研究，从总体上讲，材料有限、对象特殊是最主要的困难方面，由此涉及到研究理论、论证方法、资料运用、学科视野等多个方面，都存在着研究者目前无法具体设想的难点，从宏观上讲，这是整个“中国文明”研究中面临的同样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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